編者按：2023年-2026年，香港新世紀出版社陸續推出文革史研究者余汝信編著的《康生年譜》（2023，2025年增訂版）、《陳伯達年譜》（2024）和《江青年譜》（2026）（點擊链接均可在季風書園網絡書店購買）。
有著二十餘年文革出版物整理與出版經驗的香港新世紀出版社創辦人鮑樸，特別為之間書評撰文《「刺殺江青」與「荊軻刺秦」》。文章從文革史研究出發，探討如何將當代史料與中國傳統史學接軌。作者借章學誠「記注」與「撰述」之別，指出文革人物年譜屬「記注」，價值在於材料可考；同時反思報告文學等非虛構寫作在傳遞歷史真相上的局限。文中以老鬼記述江上虹預謀刺殺江青的故事為例，將其比附為「當代荊軻」，並與《史記·刺客列傳》中荊軻刺秦詳加對比。指出古典敘事不僅寫「勇」，更強調「義」「信」「智」「禮」等價值如何支撐群體從幻想到行動；而現代案例則因時代缺乏這些常道，計劃難以深入。全文旨在說明「藏往知來」的史學傳統，對理解文革及當代歷史敘事仍具啟示。
9月3日和9月4日，鮑樸先生將在DC季風書園分別舉行英文講座《The Mysteries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和中文講座《從定論到問題：重讀文化大革命的歷史線索》，兩個講座將從另外兩個角度談當下的文革歷史研究。詳情請見下面海報。
圖為是東漢時期武梁祠畫像石拓片「荊軻刺秦」（宋代拓片）鮑樸 提供
「文化大革命」（1966-1976）結束已經五十年，在中國大陸目前的14 億多人口中，估計約有 2.8 至 3.1 億人曾親身經歷過那段歷史；佔總人口比例約20% 至 22% 之間。【1】多數中國人并沒有關於文革的記憶。在官方回避文革題材的前提下，社會各界對文革人物及事件持續的強烈興趣，意味著中國人歷史意識的自覺。若就改變中國的速度、廣度與強度而言，文革確實是史無前例。它何以能夠產生如此巨大的衝擊？它對中國社會所造成的改變，其根本性質究竟是什麼？其長期歷史後果又應當如何理解？這些都是中國史學無法迴避的問題。
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以及今天常用「身份認同」一詞所指稱的文化歸屬，在很大程度上都保存於中國特有的文字歷史傳統之中。中國文明綿延不絕、難以阻斷的內在生命力正是植根於一套持續書寫、反覆詮釋而傳承有序的歷史之中。書寫歷史可以用來確認自身價值並恢復文化的生命力。這些「遠而深」的論斷都是來自史學大家的提示。【2】如果我們按此「學而時習之」，文革史研究的方向應是需要將已經非常豐富的記錄和敘事與中國文明史接軌，通過特有的史學傳統，達到穿越時空，有效而長存。
本社《康生年譜》、《陳伯達年譜》與《江青年譜》等「文革人物年譜」相繼出版後，目前已有康生、陳伯達年譜的兩種「另編」出版，另有一部「《江青年譜》（增訂本）」亦將以電子出版形式發行。相關成果陸續問世，說明當代文革研究正向各種不同思路並存的方向推進。這無疑是一種值得欣喜的現象。既然現有年譜的出版已經激發出一系列新的問題，面對這些衍生問題，義之所在，我們在材料收集、編纂原則和史學定位方面，尚有若干重要問題需要交代。
現代年譜性質的問題
首先，無論編者與讀者，當代相對於史學傳統，大多處於被切斷，難以理解，或是自我學習意識萌發的狀態。文革人物年譜是為進一步的歷史研究建立時序、整理材料和提供線索，其本身不能夠取代完整的歷史敘述與分析。雖名稱上是傳統文體，但當代年譜能否達到傳統學的要求卻不得而知。史學專家余英時（1930-2021）在其論述清代史學家章學誠（1738-1801）時曾指出：
「章氏將史籍劃分為『撰述』與『記注』兩大類，大有助於我們對中國史學傳統的理解，所以這一分別大致已為近代學人所接受。這裏值得注意的是：雖然在概念上，他把『撰述』和『記注』分作兩種性質截然不同的工作，但他同時也深知，在實踐中，二者互相關涉，因而是離不開的。在他的構想中，『撰述』是史學的最後歸宿，然而史家並不能憑空撰史，而必須建築在『記注』的堅實基礎之上。」【3】
對於現代人來説，理解這兩個重要的史學概念實有相當的困難。余英時先生舉例而言，：「依照上引章學誠〈書教〉篇關於史籍的二分法，（錢穆撰）《國史大綱》屬於『撰述』型而非『記注』型，這是毫無可疑的。因為『撰述』之所以能夠達到『圓而神』的境界，其主要關鍵即落在『抉擇去取』上面。」【4】
依此而論，文革人物年譜只能歸屬「記注」之類，其歷史價值幾乎完全建立在材料的可考性之上。故此，收錄史料時，盡可能要使每一條都有可追尋的文獻綫索。若來源無法確認，即使內容十分重要，也不能輕率收入正文。《江青年譜》中未收錄一篇題為〈我的一點看法〉的文字，便是一個令人遺憾的例子。據稱，這是江青於1980年12月24日在法庭上所作的自我辯護。目前網上流傳有所謂全文，但始終無法查明其最初來源，未能收入。取捨兩難，只好隨讀者「見仁見智」。
其次，章學誠强調「記注」與「撰述」概念上雖有區分，在實際編纂中卻從來不是彼此隔絕的。但要領會章氏的意思只能在嘗試中學習。在文革人物年譜中，其「一家之言」主要是重新檢視官方對文革所作的「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這一定性。以官方公開材料為敘述主線，通過材料之間的對比，「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破」與「立」當可成就。
強調官方材料之間的相互印證比對，編纂是否用力過猛，捨棄了一些難以歸入既定材料體系、卻具有重要歷史價值的內容，當然是可能的。例如，陳伯達作為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組長，曾位居摧毀傳統文化政治行動的領導核心；然而，他本人對傳統文化的真實感情，卻可能與其公開政治角色形成極為尖銳的衝突。只有將年譜所記錄的公開活動，與未能收入的陳伯達之子陳曉農整理的《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相互對照，讀者才可能體會到這種矛盾所包含的精神撕裂。據該書記載，1970年廬山會議後，陳伯達返回北京，不久即被軟禁。他回憶道：
「被禁閉在家裏。看來抄家批鬥是免不了的，我就把自己寫過批語的一些書的樣頁撕掉了。像傅增湘的《藏園羣書題記》，我寫過不少眉批，我都扯掉了，免得他們做批判文章。最痛心的是，我把曾祖父陳金城的畫像毀掉了。那幅畫還是姚燮畫的，原來放在老家，都已經黴爛了，我帶來北京，請人重新修補裝裱。可這時想到，一旦抄家，江青這些人會把畫像拿去搞批判展覽，辱及先人，我實在不願意，就把畫像燒了。」【5】
一個曾經領導摧毀傳統文化運動的推動者，為避免祖先畫像遭到羞辱，竟親手將其焚毀，最終成為其受害者。這種「作法自斃」的反差，表明中國人與自己傳統絕斷之痛，比任何抽象的言論評説都更有説服力。
由此可見，年譜中未收入的史料，並非無足輕重，很可能具有極高的史學價值。
當代文字記錄向未來傳遞歷史真相的問題
20世紀初，中國傳統受到劇烈衝擊。此後一個世紀，中國學人前赴後繼，嘗試以引進西方學術建立所謂「新文化」。在「新文化」領域中，記錄人和事的方式當屬「報告文學」。据專業人士的研究「報告文學是舶來品，起源於歐洲，在中國被定名於20世紀30年代。」【6】至於中國第一篇報告文學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今天已很難作出沒有爭議的判定。不過，若從寫作實踐而非文體名稱出發，還可以追溯更早的年代。1921年，瞿秋白以北京《晨報》特派記者身份赴蘇俄期間撰寫的《赤都心史》就是一例。其寫作方法的自我說明，已明顯具有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徵。瞿秋白在〈序〉中說：
「我願意讀者得著較深切的感想，我願意作者寫出較實在的情事，不敢用枯燥的筆記遊記的體裁。我願意突出個性，印取自己的思潮，所以雜集隨感錄，且要試摹『社會的畫稿』，所以凡能描寫如意的，略仿散文詩。」【7】
無論《赤都心史》是不是首批「報告文學」，書名中的「赤都」，即十月革命後的蘇俄首都莫斯科。在當時的語境中，瞿秋白把革命後的俄國歸納為「無政府主義」（anarchism）之祖國。但是，政治革命的實際發展很快表明，「無政府主義」作爲一種政治哲學非常短命。只有在當今回望才能看到，瞿秋白當年的報道提供了一個啟示，那就是「現場感」和「長效性」難以分解的矛盾，究竟什麽材料能夠向未來傳遞歷史的真相？
「報告文學」在文革後迅速復興。關於「文革」的記憶空缺是一；當時的知識分子普遍具有較強的啟蒙意識和社會使命感是二。揭露問題、批判制度和繼續反對傳統，都是社會參與推動改革的方式。著名的「報告文學」例子有劉賓雁在的《人妖之間》（1979），一篇關於黑龍江貪污犯王守信的人物特寫；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1986），從河南駐馬店水災、貧困和治理入手，追問「天災」背後的「人禍」與制度責任；錢鋼的《唐山大地震》（1986），使用大量採訪和口述材料填補1976年唐山大地震的歷史記憶，其兼用口述史和深度調查的創新手法，使「報告文學」關聯到更爲廣闊的歷史領域；很快，張正隆的《雪白血紅》（1989）著實地將「報告文學」擴展到現代史領域，依據訪談和史料重新敘述東北地區的解放戰爭，解構官方敘事。以上實例都是「報告文學」的代表作。
然而，文革後的「報告文學」也同樣面臨如何向未來傳遞歷史真相的問題。最鮮明的例子就是文革後報告文學最有力量的代表作之一，劉賓雁的《人妖之間》。首先要澄清這篇報道並不是案件的起點，王守信案在劉賓雁介入之前已經進入全國性宣傳程序。1979年4月23日，《人民日報》已經報道案件破獲，並直接使用「罪大惡極」等定性語言，文章則發表於同年9月。但作品的成功寫作技巧把一個既定案件轉化為人格鮮明、情節完整、善惡分明的全國性道德事件，確實放大了案件的公共影響。【8】1980年2月，王守信以「大貪污犯」名義被判死刑並公開執行槍決。
王守信的命運與高度戲劇化描寫而成的「人—妖」對立有什麽關係不詳。《人妖之間》作者劉賓雁2005年12月5日去世以後，王守信案的完整翻案敘事即刻出現。它們表達意思的主要是：王守信並沒有為個人享受而貪污，只是在當時不成熟的金融監管條件下建立了「小金庫」，為賓縣地區弄到了煤，目的是服務於廣大職工。王守信案屬「市場改革先驅」遭遇的「冤案」。可以確認的是，同一個人物和事件，在短短25年的時間裏，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兩種歷史敘事。即使掌握現存全部文字材料，甚至影像記錄，王守信這個一時轟動全國案件的真相終是難以辨析。
「報告文學」的名稱在某個時間淡出後，各種以「真實」為基本承諾的非虛構寫作形式繼續流行於中國。千變萬化的名稱、體裁和寫作風格，很能適應多元化市場的需求。從調查報導、紀錄片、口述史、歷史紀實等等，到近年受到關注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式長篇非虛構報道（long-form journalism），本質上都沒有脫離「報告文學」原本之「體」。它們的共同特點是，原則上人物、事件和基本情節須真實，但作者可以運用場景描寫、人物刻畫、敘事結構等等獲得社會影響。它既要「報告」現實，又要具有「文學」的感染力。同時，「新文化」氛圍下非虛構文體，隨著時間的流逝，留給後人辨析歷史真相的潛能，與傳統史學典範文本相比，尚有很大距離。不知是否與章氏所謂「藏往」的能力有關。
然而，「新文化運動」的價值不容否定。現代資訊的蒐集、儲存與傳播技術，極大地擴展了歷史研究所能利用的原始材料。個人日記、回憶錄、口述訪談、文字筆錄、家族檔案等資料，其數量之豐富，遠非前代可比；與此同時，史料也早已突破純文字的範圍，照片、錄音、影像以及各種數位媒介，日益成為保存歷史經驗的重要形式。若將時間尺度進一步放大，百年考古學、人類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的發展，更使可供歷史研究使用的原始資料急劇增加。
需要關注的是，原始資料數量的增長本身並不等於史學的進步。未經辨析、整理和編排的數據，甚至還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記注」。關於「記注」與「撰述」的關係，章學誠曾提出一個比喻：「記注藏往，如匠之積材；撰述知來，如醫之處方。」這句話應該是說，史料的保存整理與歷史的理解創作，屬於兩個彼此相連、卻又層次不同的工作，但如何深入理解呢？
「當代荊軻」與「戰國荊軻」
對此我們也只能通過比較去嘗試。可用的實例是一篇關於「刺殺江青」的「非虛構寫作」。約在2008年前後，作家老鬼發表了一篇以訪談為基礎的人物特寫，主人公名為江上虹。江上虹生於1945年，是老紅軍、曾任福建省省長的江一真（1915-1994）的長子。就家庭背景而言，他具有典型的「紅二代」出身；然而，其在文革中的個人經歷卻頗為特殊。
文中描述的江上虹是個不善讀書、尚武好鬥、重情仗義、富於同情心的人。他曾在北京軍區部隊服役，擅長射擊、格鬥和偵察。文革期間，由於父親江一真被打成「黑幫」、遭關押和批鬥，江上虹本人也因拒絕與父親「劃清界限」而被部隊「清退」。目睹親人遭受侮辱，激發了江上虹反抗意識。江上虹認定江青是迫害老幹部和文藝界人士的主要責任者，決心以自己生命換取江青之死。於是刺殺江青便成爲江上虹實施反抗的行動計劃。
按計劃，他從朋友原任福建省副省長鍾民之子鍾小英処得到一支手槍，並開始搜集一些行刺所需的情報。不久被一名後來加入者李維中因害怕而告發。1973年11月，江上虹被捕，手槍亦被搜出。公安機關將此案定性為「現行反革命武裝暴亂集團」。江上虹被判無期徒刑，在監獄中長期戴手銬腳鐐，兩度企圖逃跑，並做好被秘密處決的準備。
不想， 1976年10月江青等所謂「四人幫」被捕，服刑三年後，江上虹命運得到轉機。 1978年獲釋，案件得到平反，并且恢復軍籍和黨籍。文章的主要材料來源是江上虹本人、其妻張敏及若干親友獄友三十多年後的回憶。敘事中作者使用披露逸事技巧，講述江上虹仗義疏財、熱心助人、經商失敗、廣交朋友的後半生，使一個缺點與魅力兼具的「現代梁山好漢」躍然紙上，終得以確立其「當代荊軻」的歷史定位。
2008年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一生求真——江一真傳》，公開記載江的長子在文革中曾策劃刺殺江青並被捕。老鬼這篇非虛構報道的核心事件無疑具有真實性。有趣的是其「當代荊軻」相對於「荊軻刺秦」的比附，恰好爲我們提供了將當代非虛構文體與傳統史學典範文本進行對比學習的機會。終是因爲我們與學冠群倫的史學專家的距離太大，對他們所稱道的「記注」、「撰述」，「藏往」與「知來」等，始終感覺雲山霧罩，難以透析。
在中國正史體系中，關於「荊軻刺秦王」最權威、也最詳盡的記載，出自《史記·刺客列傳》。司馬遷的敘述，基本奠定了荊軻故事的典範形態。兩千多年以來，歷史文字中關於「荊軻刺秦王」的獨立評論，至少在兩千則以上，樂觀估計可達三千至五千則。【9】其對時間的超越性，永駐青史的生命力，自不待言。
〈刺客列傳〉全文約五千餘字，共記五位刺客，其中三次行刺成功，兩次失敗：曹沫劫持齊桓公成功，專諸刺王僚成功，豫讓刺趙襄子失敗，聶政刺韓相俠累成功，荊軻刺秦王則以失敗告終。
司馬遷對五人的敘述篇幅極不平均。唯一功成身退、為魯國雪恥的曹沫，所佔不過二百餘字；此後各篇文字漸次增加，而荊軻一人的故事，幾乎佔據全篇一半，其細節之豐富，在正史中亦屬少見，為現代重視並大量描述細節的「非虛構」文體提供了難得的比對實例。
荊軻行刺的背景，大約在秦王政二十年，即公元前227年前後，距離秦國「并天下」、嬴政「立號皇帝」，僅有六年。其時秦軍已滅趙國，兵臨易水，燕國危在旦夕。燕太子丹早年曾在趙國為質，與嬴政相識，後來又入秦為質，因不堪秦王慢待而逃歸燕國。他不僅身處國難當頭的危局，而且對嬴政本人及秦國政治有切身經驗，因而決意策劃刺秦。換言之，事件的動因絕非個人衝動，而是國家存亡，歷史絕境之中的生死抉擇。
相較之下，關於「刺殺江青」的故事，作者意在彰顯主人公江上虹敢於反抗的勇氣，並以歷史上的荊軻作為比附。誠然，江上虹只是「預謀並準備刺殺江青」，尚未及真正付諸行動；然而，在文革的高壓環境中，即便只是產生並堅持這一念頭，也確實需要罕見的膽識。
但若要將這種「敢想的勇氣」與荊軻相比，仍須仔細辨析。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勇」從來不是一個單純而無差等的價值。對僅憑情緒而發的「血氣之勇」，諸子百家大都不予以很高評價。荊軻刺秦所面對的，是國家將亡、生死繫於一線的絕境。如果我們僅去關注「勇」，〈刺客列傳〉描述的是個「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論語·子罕》）的境界。「知」就是「智」，「智」者爲先。
真正的「勇」，必須建立在對形勢、責任與後果的清醒認識之上。然而事實上，司馬遷對荊軻的塑造中，根本沒有「勇」的描述。在刺客真正入秦以前，已有兩人先後甘願自殺；若只論赴死之勇，他們並不在荊軻之下。
第一位是田光。田光自認年老體衰，已不能親自承擔刺秦重任，於是將荊軻推薦給太子丹。臨別之際，太子丹又囑咐道：「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聽後，以自殺表明自己絕不泄密。然而，田光之死的意義並不止於守密。他身為「處士」，既不為官，也不求利，參與此事純粹出於人格上的守「義」。他以死向太子丹表示自己衰老無能、無法親自效力的歉意，「士為知己者死」。現代人來説，其中「禮」的成分是最為生疏難以理解的，但很容易明白的是，田光之死是對荊軻最沉重的激勵，使尚停留在幻想階段中的刺殺計劃，開始轉化為不可退卻的現實行動。
第二位是樊於期。從情節安排上看，樊於期自刎獻首，是荊軻取得秦王信任、得以接近其身邊的必要條件；從精神意義上看，則同時包含三層道德動機：其一，秦王殺戮其父母宗族，他要報滅門之仇；其二，太子丹在其亡命之時予以收留，他要報知遇之恩，「禮」的成分也在其中；其三，他願以自身之死成全刺秦大「義」；在此「義不容辭」是用生命寫就的。樊於期的首級不僅是一件用以入秦的信物，更是整個行刺計劃中最沉重、也最決絕的一筆。
有趣的是，在「荊軻刺秦王」的故事中，行動尚處於策劃階段時，付出生命代價的並不只有田光與樊於期。《史記》還記載了一個常被忽略的細節：太子丹花了百金從趙國徐夫人處，購得天下最鋒利的匕首，又命工匠以毒藥淬鍊，並以活人驗證其效力；刀鋒只要使人流出一線鮮血，中刀者立死。換言之，太子丹不惜投入巨額財力成本，獲得最先進的武器，使用藥理兼物理化學技術提高成功率，而且還在不止一個活人身上驗證效果。究竟是誰被犧牲掉了，沒有記載，但也沒有回避。
對荊軻而言，「義」固然重要，「信」同樣不可或缺。刺秦之事由最初的設想轉化為無法輕易退出的行動，依靠的並不只是荊軻個人的勇氣，而是一群人以生命建立起來的信用。司馬遷也説「自曹沫至荊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妄也哉！」。
五位刺客的行動有成有敗，但他們的志向明確，並未在生死關頭放棄自己的初衷，因「信」而得以名垂後世。所謂「信」，並不只是說過的話必須做到，更不是無條件地服從某種承諾。它的背後必須有「義」賦予目的，有「智」判斷形勢，有「禮」確定彼此的名分與責任。正因為這些共同價值的支撐，承諾才不只是意氣之言，而可能轉化為足以約束生死的行動。
今天，「義」「信」等傳統歷史中的所謂「常道」已經成為人們耳熟能詳的老生常談，其原有的人格感召力似乎日漸淡薄。然而，人與人之間能否建立足以承擔風險的信任，依然決定著一項共同事業能否從願望轉化為行動。
江上虹所謂「刺殺江青」的計劃，從念頭進入策劃後，只走了設法「搞槍」的第一步，便遭人告發而破產。文革後期更為著名的行刺密謀，則是林立果及其「小艦隊」制定的《「五七一工程」紀要》。同江上虹相比，林立果的政治地位、家庭背景、組織條件以及所能調動的資源，顯然不可同日而語。所面臨的歷史絕境也是不假。然而，在一個「義」「信」都無法凝聚的時代，林立果的行刺計劃，并沒有比江上虹走得更遠。【10】反之，我們也可以設想，如果刺秦的策劃中，人與人之間相互猜疑，甚至出現什麽「抓特務」等情節，結果又會怎樣？
死，人皆有之，亙古不變。荊軻刺秦的情節解釋了「為什麼願意死」，同時也解釋了「為什麼必須死」，更重要的是撰述了一個在歷史絕境中，一群人試圖改變命運，如何從幻想到策劃，從策劃到實施，但最終失敗的故事。這就是現代人亟需回味的「藏往知來」的歷史傳神之筆。
2026年7月17日
本文註釋：
【1】數據由 Google AI 於 2026-07-16 估算，提示問句為：「請估算一下現在活著的中國人經歷過文革這一歷史事件的在總人口的比例」。
【2】詳見〈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這篇著名長文是1984年余先生在香港中文大學的演講，後收入文集 《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聯經出版公司，1987年。
【3】余英時，《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聯經出版公司，2022年。
【4】余英時，《中國歷史研究的反思：古代史篇》，聯經出版公司，2022年。
【5】陳曉農，《陳伯達最後口述回憶》，陽光環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6】佟鑫（《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观察：报告文学的前世今生〉《江南》，2021年12月09日。
【7】瞿秋白，《赤都心史》，中文馬克思主義文庫。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quqiubai/mia-chinese-qqb-1921.htm
【8】張慧瑜 李飛，〈從文本到實踐：傳媒業變革背景下重建中國新聞事業的社會有機性〉，《新聞與傳播評論》2019年第1期。
【9】數據由 DeepSeek 於 2026-07-16 估算，提示問句為：「請估算一下，中國歷史文字中有多少關於《史記》中『荊軻刺秦』的評論？」。
【10】余汝信，《「九一三」回望：林彪事件史實與辨析》，新世紀出版及傳媒有限公司，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