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台湾黑体文化推出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在这本书中，作者安娜．方德以女性视角重新审视艾琳的人生，特别是在西班牙内战中，艾琳不仅是欧威尔的后盾，还积极参与英国独立劳工党与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的危险政治工作，却在欧威尔的《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中被简化为「我的妻子」，名字与贡献被抹去。 方德透过自身作为妻子与作家的双重身份，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引用「第二轮班」概念，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她质疑欧威尔如何在揭露极权暴政的同时，忽视父权对女性的压迫，甚至在作品与生活中「取消」艾琳的存在。方德进一步批评文坛与传记作家如何共谋抹除女性贡献，替欧威尔的道德瑕疵（如外遇、嫖妓）开脱，将父权体制比喻为「双重思考」的黑暗核心。最终，文章呼吁重新审视艾琳的价值，挑战「父权是好的权力」的迷思，强调女性在历史与文学中的能见度。书评曾刊出台湾作家房慧真为《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一书所写的推荐序。
然而读者林文在阅读完安娜．方德《乔治．欧威尔之妻的隐形人生》之后，却感到失望，作者说到：“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人类越来越把“被看见”误认为“存在”
——马尔科姆·马格里奇
最早知道澳洲学者方德的这本书（英文名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是去年在一个阅读平台上看到了它的中文版书讯，同时还有一位台湾作者的推荐序。据介绍，书的主旨是呈现一个伟大作家背后默默无闻做出牺牲的女性，借此“剖析女性在父权结构下的无形劳动……指出女性在家庭与职场的双重负担”，进而质疑奥威尔的双重性，在揭露暴政的同时自己又作为父权的实践者在碾压女性。平心而论，这涉及一个历史久远、也非常真实的话题（女性为男性所做的牺牲，或者说文明成就背后的牺牲），同时也切合了当下的潮流；它的用词或许尖锐，但考虑到使用者或许意在刺激人们已经麻木的神经，所以也并非大的问题，毕竟这里所谈论的，是不应忽视、而且具有普遍意义的现象。
也许是我天性喜欢质疑使然，同时引起我兴趣和疑问的，是文章用了相当篇幅介绍书作者方德的一个发现：她以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作为论据，指出他的妻子虽然与他同在西班牙参与保卫共和国的事业，但其名字在书中一次也未出现，作者由此指控奥威尔有意抹掉她的贡献，而同时“她的所作所为，所知的一切却任由他撷取”，明示暗示他独占了荣誉。
我对奥威尔的生活虽不了解（尤其这位妻子的付出），但对他的作品还算熟悉。我知道他的作品和立场受到过很多批评，但从没有想到过会有这样一种批评。这有点让我联想到奥威尔描述的他在东方的经历：“每次你都以为已经把蚊帐里最后一只蚊子拍死，可每当一关灯，就又有一只开始嗡嗡作响。”
不过首要的，还是这样的批评是否成立。为此我找了方德的原书（繁体中文版和英文版），并找了另一本奥威尔妻子艾琳的传记作参照（Sylvia Topp, 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此外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又重读了一遍。在此基础上，我觉得可以对原书的相关内容略作回应，进而表达一下自己对方德整部作品的看法。总体上我认为，方德的作品确实揭示出奥威尔生活的某些面向，让我们意识到一位伟大女性的存在（其实比方德的描述更加伟大）；但她对待证据往往有失轻率，而且常常过度自信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于事物和人。它看起来像是一部传记，却似乎并不在意艾琳自己，而更在意塑造一个受害者形象，可是这个形象却是极不完整的，甚至有意无意贬低了她。
这一点，首先就体现在她对奥威尔作品《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解析上。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让谁“被看见”？
事实上，关于奥威尔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方德在原书里的说法比台湾作者的推荐序说得更为夸张。她说：
我读过《向加泰隆尼亚致敬》两次，从来没有发现艾琳也在西班牙，我问过的人当中没人记得她。怎么会有人读了一本书，却完全不记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独自一人待在那里，而是与配偶一起？
然而这处论证，首先让我产生的却是对作者方德的质疑。一个读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全书的读者，纵使他再粗心，按我的想法，大概无论如何也不会忘记临近尾声的一个重要场景：妻子在巴塞罗那的酒店大堂里等着奥威尔，他一出现就迅速带他离开了危险之地：
我来到酒店时，我的妻子正坐在大堂里。她起身朝我走来，让我惊讶的是，她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然后她一只手搂着我的脖子，露出一个甜蜜的微笑给大堂里别的人看，然后在我耳边轻声说道：
“出去！”
“怎么了？”
“赶快出去！”
“怎么了？”
“不要站在这儿！你得马上出去！”
“怎么了？为什么？你什么意思？”
她抓住我的胳膊，已经领着我往楼梯走去。……
这一幕，一下子把一位女性的沉着勇敢都表露无遗，可以说这是全书最惊心动魄的一个情节，远比奥威尔描述的自己亲历的战斗场面更加惊心动魄。可是书作者方德竟说自己读了两遍都没有印象，一直以为奥威尔是一个人在西班牙，说奥威尔有意略去她的存在，这样的批判是不是用力过猛了？
作者还有一个说辞是，奥威尔在书里有37次提到“我的妻子”——提到37次，竟然还以为奥威尔是孤身一人在西班牙，多么粗心的读者啊——但是，一次都没有提到艾琳的名字，“没有名字，角色就无法活过来，但如果是妻子这样的职业描述，什么都可以偷走。”
我不懂这背后是不是蕴含了什么最新的理论（妻子是一种“职业描述”，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都是吗？），然而我直觉地以为，这样一本以第一人称写作的见闻记，以“我的妻子”作为统一称谓太正常不过了，用名字称呼反而会显出一丝距离感。如果无视作品的题材，统一按照她的标准，我们翻检一下历史上的著作，恐怕一大批作品都要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了。
以上这些虽然可以反映出作者的论证风格，但本身都还不是关键。关键还是作者的各种公开台词/潜台词里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的定位，方德似乎以为，奥威尔写作这样一本书，是要让自己被看见，要向世人展示自己的勇敢战士形象；好了，他成功了，出名了，世人都知道他了，而与他同样亲历风险的艾琳却不为人知，他把她本应享有的名声“偷走”了。
把《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当作一个男人借战争经历塑造自己形象、赢取公众注目的自我叙事，没有什么比这种想法更加偏离书的主旨的了。事实上，读者很容易看出，这本书与通常的战场历险类作品有一个非常显著的不同，它虽然是以第一人称写作，但书中的那个“我”十分低调、黯淡，没有任何光芒（而且绝非做作）：前线的无聊、自己战斗时的笨拙，差一点的致命伤也是因为自己疏忽大意。这里就是一个普通人奥威尔，作者完全不是要写自己多勇敢、经历了多少危险，更不是着意要让自己“被看见”。
由此我们会生出一种感觉，奥威尔写作这本书，是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东西要呈现给世人：那些和他一起的马统工党战士，他们日常的真实面貌、他们的理想主义，以及最后也是最令他愤怒的，他们却在左翼的内斗中被污蔑为法西斯而遭到取缔、镇压，不少人被捕入狱乃至被处决；与之同步的，还有后方亲苏媒体对他们的大肆污蔑，编造谣言，以至于真实的他们消失了。这正是让奥威尔愤怒、也是他希望提供见证的东西，与之相比，战争本身不那么重要了，他自己也不重要（当然，艾琳也不重要了）。
甚至在奥威尔夫妇脱离险境、离开西班牙之后，他们向报刊杂志投稿揭露亲苏媒体散布的谣言，也遭到了退稿，理由是会引起麻烦，要不就是与报纸方针不符。这大概使他更加坚定了这部作品的主题：不是自己，而是那些战士；自己只是提供见证。
这种见证还有更进一层的意义。通过亲历西班牙内战，他看到了真实的民众，他们竟然是以立场偏向来判断消息的真实与否——他在以后的《追忆西班牙内战》一文中说：“当时令我震撼、至今也仍令我震撼的是：人们对暴行的信与不信，纯粹取决于政治偏好。人们总相信敌方的暴行，却对己方暴行嗤之以鼻，从不费心查证证据”；他看到了新闻报道可以与事实没有任何关联，而完全按党派要求来编写——“早年我便注意到，报纸从不会如实报道事件，但在西班牙，我第一次见到与事实毫无关联的新闻报道——甚至连普通谎言所暗示的关联性都不存在”；他感到，客观真理的概念正在从世界上逐渐消逝。这一切让他深受震撼，或可说也是他这趟行程最大的收获。他意识到，这样的现象可能具有历史性的意义，所以他对凯斯特勒说，“在1936年，历史停止了。”从此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要与这个风车斗争，这最终导向了以后他那几部最成功的作品。
正是因为要做这样的见证，所以他为自己规定了特别的处理事实的标准：诚实中立，不偏不倚。他毫不讳言自己是左派，而且偏向被取缔的马统工党，但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里，我们看到的是些这样的段落：
这场战争最让人觉得厌烦的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了解到左翼报刊和右翼报刊一样虚伪欺诈。
站在中立的立场，任何人都会意识到，这件事的责任不能完全怪罪一方……
……警察抓住了他们的妻子作为人质（这一招在这场战争中交战双方都频频使用）。
这些与众不同的事实描述不难让人体会到他对自己的要求。他的时代所发生的那些分化和斗争，想必让他一直陷入一种不间断的“左右互博”之中，他始终不懈地要用自己内心的一部分去克制另一部分。只有处在这种状态下的人，才能这么明晰地表达出那种感觉：
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比多数人更客观，但这需要道德努力。 人无法摆脱自己的主观感受，但他至少可以认清自己的感受，并在判断时对它们加以抵消和校正。
这就是我对《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主旨的理解，而且我相信这会是奥威尔和妻子艾琳共同的体会和追求（艾琳在很多方面都毫不逊色于奥威尔）。面对这样一部为他人的英勇和无辜提供见证的作品，作者把自己都写得无足轻重，现在一个阅读者突然站出来批判，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妻子写进去？她连名字都没有出现，她连同她的勇敢、她经历的危险都没有“被看见”——这样的阅读，是否首先应该问一下自己，是否把握了原书的主旨，错失了这部作品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作者方德在她的书里一再强调，自己是要把艾琳从一种充满“漠视、贬低和被动”的角色中解脱出来，把她从“她的自我抹除、她的积极聆听”中找回来，让她发出自己声音。别的例子不说，就加泰罗尼亚这个例子而言，她要让艾琳在这样一本书里“被看见”，艾琳自己会同意她吗？
就在这里，我读到了整本书最令人无法忍受的一段话，她把自己的这种想法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强塞给了艾琳，认为那个与丈夫一起经历了恐怖、目睹了无数诽谤中伤，要为马统工党战友洗刷名誉的艾琳会是与她一样的想法：
她现在发现，她在西班牙的经历已经和她自己分开来了，成为了他的广泛认知；不是因为她，也与她无关……她自己也含糊成了“我的妻子”，她的所作所为、所知的一切似乎都任由他撷取。
她实在找不到言语能形容这种感受。她盯着他这本书的书页，边缘都是她潦草记下的笔记。她确实在这个故事里，却永远不会有人看见，就像鹰架或骨架一样，消失在最终的结果里，或者遭到覆盖。她想，自我隐退这种习惯，只有在你仍然存在的时候才行得通——故意把自己的角色说得微不足道，反而是一种巧妙地引起别人注意的方式。自我隐退本不该是字面意义上的“消失”，可事实偏偏如此。（注：此处译文据英文有所改动）
这样的艾琳，还是那个主动奔赴西班牙、思想品质丝毫不逊于丈夫奥威尔的那个艾琳吗？这样去为艾琳“争取公道”，并且把这些想法安插在她头上，看似抬高了她，可谁能说这不是一种贬低？——不仅是对艾琳的贬低，也是对艾琳参与修改的作品的贬低。（艾琳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她在誊写《致加泰罗尼亚》草稿时，还添加了密密麻麻的修改建议。）就艾琳而言，她是被看见了，可这样看见的她，又是怎样的一个她？而就作品而言，我们很难想象，那样一部作品会是什么样子。
“被看见”、“被消声”对于很多被从历史抹掉的小人物来说确实很重要，但不是所有时候、对所有人都重要。有些时候，面对一些更为重要的东西，一个谦逊、有美德的人会选择退居一旁，让出中心舞台，这绝非如作者说的是一种“自我抹除”，更不能简单地扣以“父权制下的美德”这样的帽子。它就是实实在在的美德。
艾琳：“被看见”不等于“存在”
抛开细节不说，方德这本书还有一个让人不能接受的地方，是作者看似在为艾琳写一部传记，让她的隐形人生为世人所见——这当然有意义，让我们看到她的巨大付出——但并没有真正试图去理解艾琳，展示艾琳的丰富面向，甚至为了塑造她的父权制受害者形象而有意遮掩她的某些性情和品格，而这些恰恰是她天性中最与众不同、也很可能是最好的那部分性情和品格。于是她虽然也看到艾琳的美德，却常常轻视它的意义，几乎把它看成是对父权制要求的懦弱顺从，进而也很大程度上曲解了艾琳人生选择的意义以及最终的悲剧的意义。
艾琳·欧肖内西（1905-1945）是一位家境优渥、也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在牛津大学毕业后做过教师、伴读、打字、校对等多项工作，也从事过写作。1935年她在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认识了奥威尔，此时她正在伦敦大学学院攻读教育心理学的研究生课程，本来是很有望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的。也正是这一点，让她周围的朋友（莉迪亚）以及本书作者方德一直为她的婚姻选择可惜。莉迪亚始终不看好这段婚姻，认为艾琳“值得拥有比一个名不见经传、囊中羞涩的作家更好的伴侣”（见西尔维亚·托普的艾琳传记；那位写推荐序的台湾作者也特别突出这一点，强调这段婚姻“把她从格林威治公园对面的气派豪宅带到伦敦北边偏乡瓦灵顿的小木屋里”。）——这让我想到，那些完美得不真实的女性周围往往会有很多不完美却真实的女性，想想安娜·卡列尼娜。
整本书可以说都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基调之上，我甚至觉得，作者方德就是用了和莉迪亚一样的眼光来审视艾琳的人生得失（事实上作者多次引述莉迪亚的看法，对她表示赞同）。于是，通过她们的眼光，我们看到了艾琳超额承担的一切（繁重的家务、照料和秘书工作），也看到她从不抱怨，无私付出，——当然这一切在她们看来无疑是不值得的，她本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最后的悲剧性结局似乎也证明了她们的看法：结婚仅仅十年，艾琳的身体就出了问题，最后在接受手术时意外去世，而此时他俩的经济条件仍然困窘，艾琳甚至为自己的手术要花很多钱而感到歉疚——奥威尔的真正成功还要等到半年后《动物庄园》出版，但她没有等来这一天。
然而，通过她们的这种眼光，我们又是不可能知道艾琳对生活、对这一切的态度的，换言之我们无法知道艾琳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如果艾琳是一个像她们那样在意物质条件、精心计算得失的人，她怎么会跑去西班牙战场，忍受那里的种种不便乃至危险？如果她会为了西班牙这样的事业而自我牺牲，那么，她为了其他自己心爱的事业而选择自我牺牲，不是极其自然的吗？事实上，莉迪亚虽然把艾琳当作好友，对她甚至有一种过度的保护欲，但对艾琳的这一面可以说毫不了解：她看到奥威尔新婚不久就决定奔赴西班牙，而艾琳对此竟然没有异议，她便以为这是她忍气吞声、不敢直言。
事实上，莉迪亚不能理解这一点，因为她自己就不是这样的人，对她这类人来说，人生就是一次次成本收益的理性计算，绝不能把自己投入到某个需要过多献出自己的进程中去。但艾琳恰恰不是这样。
我常常觉得，人与人真正的相似（或差别）绝不是体现在性别，也不是体现在民族和阶级身份上，而是体现在个性、进一步说是心灵上，心灵相似的人才容易相互理解、接纳，进一步说，心灵相似的人相互看见才是有意义的。
这里我们需要进入另一本艾琳传记，西尔维亚·托普的《艾琳：塑造乔治·奥威尔的人》，才能理解奥威尔带给她的感觉，她为什么会舍弃很多而选择这段婚姻。这里包含了不少在方德的书里被省略、被淡化的细节，比如艾琳在第一次遇到奥威尔之后，就开始阅读他的小说《缅甸岁月》：“凭借深厚的文学素养与鉴赏力，立刻意识到自己遇见了一位具有成为伟大作家潜质的男子。”
两天后，朋友再度安排他们见面，他们谈得非常投机，作者托普评论：“这两位才智过人却心怀不安的灵魂，各自追寻着圆满的未来，在命运的良辰邂逅。相遇前，他们辗转于不同的伴侣与人生选择之间；相遇后不久，便成为几乎形影不离的伴侣，共同追寻着不断演变的人生目标。”
艾琳的一位女性密友，作家莱蒂斯·库珀观察到艾琳“深爱乔治，却带着温柔的欣慰：她欣赏他的作品，认同他的观点，并甘愿接受他生活方式中那种随意而刻苦的特质。”而艾琳在西班牙时的同事奥尔既注意到艾琳的美丽，也注意到艾琳对奥威尔毫不掩饰的崇敬，称“在办公室里，艾琳总忍不住谈论埃里克——她深爱敬仰的英雄丈夫”，使他不禁也对奥威尔另眼相看，“能赢得如此优秀女子青睐的男人，必定有其价值。”——而在方德的书里，大概为了突出父权制的罪恶，为了揭示艾琳陷身其中而无力挣脱，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要不就做了淡化处理。
写到这里，我甚至有点后悔，想到也许我更应该评论托普的作品而非方德的作品。当然，托普也没有刻意去渲染艾琳的伟大，她也看到了这最终是个悲剧，只是她理解艾琳的选择，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看待这个悲剧的内涵。事实上，没有上面这一部分，我们不可能理解艾琳是什么样的人，她为什么会那么选择，在付出之余又得到了什么。
于是，在方德的作品里，艾琳作为一个受害者是得到了充分的呈现，但她的形象却仍是模糊的。我们看不到她的性格，也看不到她的美德，她确实被看见了，却是通过一双莉迪亚那样的眼睛去看见的。这是真实、完整的艾琳吗？还是只是一个用来诉苦的符号？从这样一双眼睛里，我们看到的是艾琳这样一个美好的女性因为婚姻选择不慎而跌落到谷底，从此受到父权制的压迫，承受无尽的劳作和不幸，付出太多乃至最终付出了生命。（如果艾琳在西班牙遭遇到不幸，她们大概也会是同样的想法。）
然而换一双眼睛，我们看到的悲剧也许是：一个具有很强生命力、理想和勇气的女性，选择了一种她认为值得过的人生；只是这个人生最终没有给她应有的回报。它让我们无可逃避地意识到，这样的悲剧，也是人生时常会有的形态，然而，正如一位英国作者（维芙·格罗斯柯普）在评论《安娜·卡列尼娜》时所说的，列文的生活看起来很“正确”，但真正代表鲜活的生活的是安娜。
顺带再说一下奥威尔。实际上西尔维亚·托普那本传记的叙述极为克制、平衡，处理证据极为谨慎，对艾琳如此，对奥威尔也是如此。她看到了奥威尔的缺点，乃至对艾琳的可能伤害，但却不会像方德那样去罗织罪名——这绝非夸大其词，方德书里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她说，奥威尔不愿意看艾琳的验尸报告，那是因为他心虚，怕报告会揭示艾琳一直受到忽视的健康状况，从而让他想到自己的责任；还有一次船难遇险，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作者突然说，奥威尔自己就要死了，而他心中似乎有某块地方，想要大家都跟着他一起完蛋。
在奥威尔与艾琳的关系中，是有一些不对等的性质，艾琳是更包容、更自我克制、也付出更多的一方，但这并不是奥威尔人品多恶劣，也很难直接将一个具体的悲剧归罪于某种制度结构，首先是经济上的拮据迫使他们只能捉襟见肘地过日子。但即使如此，你也无法想象艾琳会说，乔治你应该先停下写作，挣钱来养家糊口。事实上，她一直坚持奥威尔应该拒绝过多书评邀约和其他工作，要求他专注于小说创作，即使在最后手术前她也仍在信里提醒奥威尔这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个性因素，毫无疑问奥威尔更加自我中心，托普在作品里引述了艾琳的一句话，在我读来切中要害。艾琳曾对一位友人说：如果我们身处地球两端，我给哥哥埃里克发电报说“立刻过来”，他就会赶来，而奥威尔则不会这样，对他而言工作永远优先（方德的书里似乎没有引用这句）。艾琳并不是傻，被花言巧语蒙骗而看不到对方的真实性格；她实在是生命力太强，看到了而觉得能够承受一切。一如在西班牙，以及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她看到了更好的东西，愿意使自己与那些东西在一起，觉得那才代表自己的“存在”。
最后的感想
当我看到方德这本著作上标出的一句句名家名刊的推荐语，看到它赢得的一项项奖励——最重要的有2024年澳大利亚图书产业奖（ABIA）传记类年度图书，2024年法国最佳外国图书非虚构奖，以及众多入围奖——我不禁为自己这样的阅读感受而感到意外，乃至一丝汗颜。我也许应该承认自己在鉴赏力方面的平庸，对新的学术更可以说没有入门。然而，这种时候我又想到了西蒙·莱斯（李克曼），那位过去几年一直在阅读上导引我的人说过的话：
在这里，我试图对这一理论日益响亮和有影响力的支持者作出回应；更简单地说，我只是想提醒读者注意一些平凡且常识性的证据——而那套思路正试图把这些证据从我们的视野中驱除。我并不为自己的平庸而道歉；在某些情况下，平庸反而是体面和理智的最后庇护所。
事实上我倾向于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制度在有些情况下可以有所偏向，但那些顶层的制度（比如奖励、荣誉）应该就是奖励优异，标准不应该因为任何原因放宽、降低。
（说明：开头那句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的话，人类越来越把“被看见”误认为“存在”，并非他的原话，而是AI对他的思想的总结。）
（全文完）
参考书：
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陈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
George Orwell. Looking Back on the Spanish War (1943)
Anna Funder. Wifedom: Mrs. Orwell’s Invisible Life. Hamish Hamilton, 2023.
Sylvia Topp. Eileen: The Making of George Orwell. Unbound, 2020.
Simon Leys. The Burning Forest: Essays on Chinese Culture and Politic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