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9年，麻省理工学院承认其存在系统性性别歧视，这一事件引发了全美乃至全球学术界的震动，被视为科学界性别平权运动的分水岭。《破例者》并非简单的个人传记，而是一部关于科学界性别歧视的编年史。它以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的职业生涯为主线，通过其个人视角，折射出1960年代至21世纪初，女性在顶级科研机构中从被忽视和边缘化，到最终团结起来抗争的艰难历程。作者凯特·泽尼克 Kate Zernike为《纽约时报》记者，是获得 2002 年普利策解释性报道奖的团队成员，该团队因在“9▪11”恐怖袭击前后报道基地组织的故事而获奖。她曾担任《波士顿环球报》记者，毕业于多伦多大学三一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研究生院。2026年6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与风之回响RESONANCE出版了这本书的中文版《破例者：十六位女科学家与性别偏见之战》，本文为该书节选。出版社授权刊发。
1999年3月，《波士顿环球报周日版》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文章，报道了麻省理工学院（the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承认其科学教师队伍中长期存在歧视女性一事。如《纽约时报》两天后的头版文章所述，这是一次“异乎寻常的承认”，那时，该条新闻已经通过广播和电视传遍全世界。女科学家们也在电子邮件中热烈地讨论此事，她们早就知道自己受到的重视不如男性同行，但就算曾谈及相关话题，那也只发生在她们之间。这是世界上最享有声望的机构之一，代表着卓越的科学水平。这些歧视并非发生在某个黑暗时代，而是发生在1990年代——新千年到来的前夕，立法和女性运动打开机会之门的数十年后。当时，大多数刚刚走上职业生涯的女人们都未曾想过偏见会阻挡她们的路。那些抱怨过歧视的女性最终都会陷入各执一词的僵局，随后不了了之。而现在，麻省理工的校长终于开口说它是真实存在的了。
这次承认不是因为诉讼或正式的投诉，而是因为16位女性的工作，她们从彼此陌生到一起秘密工作，有条不紊地收集案例——采用她们作为科学家的方式——麻省理工无法忽视这些人。她们颠覆了关于为何女性在科学和数学领域如此之少的惯常假设，随着其他的大学、慈善机构和政府机构也迅速跟进，开始解决数十年来使女性处于不利地位的偏见和差距，全美上下发起了一场“清算”。加州理工学院的一位天文学家将该事件称作“一场发生在整个学术界的气候变化”。
我就是在《波士顿环球报》上撰写这篇报道的那位记者。我意识到它可能会引发共鸣——尽管无法预料到会有多大——是受到我父亲的启发。他是一位物理学家，于1956年来到美国，为剑桥的一家小型工程公司工作，那里有很多麻省理工的毕业生和顾问。父母在我出生前就搬走了，但父亲经常去麻省理工一个名为林肯实验室的研究中心看望合作者，也会顺道来波士顿看我，他提议我去了解该校一位人称“碳女王”的物理学家米莉·德雷斯尔豪斯（Millie Dresselhaus）为鼓励更多女性进入这个行业所做的事情。
最初我忽视了他的提议，直到我听说了麻省理工那些女性的事情。她们让我想起我的母亲，她和她们中最年长的一位差不多大。我母亲1954年大学毕业时曾想上法学院，但她父亲询问了他在多伦多的律师朋友的意见，然后告诉女儿没人会聘用她。于是，她转而去了麻省理工对面的商学院，注册了哈佛大学拉德克利夫学院（HarvardRadcliffe）的工商管理课程，这是女性进入哈佛商学院的唯一路径。那一年，《华尔街日报》在头版的中间一栏报道了这一课程，中栏专为标新立异或“轻松”的专题而设。报道引述了商界领袖们的话，他们惊叹拉德克利夫的女孩们“和男孩们一样聪明”，但也感叹“太多人结婚太早”。（“她们太好看，又刚好适龄，而银行里的男人又太多了。”）我母亲毕业后也去了一家银行工作，后来辞职结婚，养育了三个孩子，但她一直后悔没有去法学院。在我七岁那年，她去读法律的决定——我是她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成了我童年时的决定性事件。她先询问了耶鲁，那里的一位男士告诉她：“我不会让我妻子上法学院。”她最终选了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
毕业一两年后，有一次她在法学院的图书馆，想从哈佛校友录中查找自己的信息。在那里，她发现自己名字后面跟着一连串缩写：BA、MBA、JD、W/M（分别是Bachelor of Arts、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Juris Doctor、Wife/Mother的缩写，意思依次为文学学士、工商管理学硕士、法律博士、妻子/母亲。——译者）。由于不认得最后一个，她查了关键字索引，发现是“妻子和母亲”。
那时候，母亲每天通勤三个钟头去曼哈顿下城一家律师事务所上班，大多数晚上还要回去做晚餐。我当时大约十二岁，坐在外面的台阶上，还无法完全理解她从法学院图书馆冲出来时的愤怒。她开着车回家，一路咆哮：“妻子和母亲！妻子和母亲？”后来，这成了一个家庭笑话。但直到我在波士顿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我还不能说自己彻底搞懂了它。在河对岸，剑桥已不再是我父母拥有第一套公寓的那座城市，现在它只有豪华餐厅和不可企及的房价。实行男女同校制二十五年后，我以为母亲的经历已成为遥远的过去。
麻省理工的女人们却让我明白它没有成为过去，至少在科学领域没有。她们发现了性别歧视的新形式，更不易察觉，但依然普遍存在。我为她们的聪明才智，以及她们如何启发了管理这所大学的男性而震动。她们的经历成为我思考自己的人生，以及接下来二十年里我将要书写的女性相关问题与争论的一种标准。随着时间推移，麻省理工这些女性所描述的一切开始变得不那么遥远，而是更加真切。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改变发生了。
当时就像现在，我把这个故事看作是16位否认自己是活动家的女性所经历的一次非凡的坚持和冒险。在一位勉强的女权主义者的领导下，她们更倾向于务实，而不是闹革命。她们对宣传不感兴趣，只想继续做自己的工作。在我探究她们的故事——以及她们前后的科学界女性的故事时——不断地在我脑中，以不同词形出现的一个词，就是“例外”。科学领域的成功女性被称为“例外的”，好像她们如此聪明是不寻常的。她们不寻常并不是因为能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功，而是因为克服千难万阻取得了所有成就。她们中的很多人多年来都把个别情况或事件解释为例外——并非因为偏见，而是因为客观条件——以此将歧视置之度外。只有当她们走到一起时，这些麻省理工的女性才看出其中的规律。仅仅这种认识，也使她们成为例外。
我认识分子生物学家南希·霍普金斯（Nancy Hopkins）已有二十年，是她领导了这些女性。后来我才知道她的人生是从无名氏南希开始的。就像无名氏约翰英语中的John Doe意思是某约翰，类似中文中的张三、李四，指一个不知道确切身份的人。——译者或无名氏简一样，这名普通女人的经历是广大女性的缩影，是那个证明了规则的例外。
第十八章 16位终身女教授
打电话给玛丽卢安排午餐的时候，南希觉得她已经不抱希望了——希望要回她的课程，希望在系里感受到价值。现在，坐在丽贝卡餐厅的小桌旁，南希突然感受到了力量。像玛丽卢这样有能力有声望的女性看到了南希认为只有自己才知道的问题——麻省理工必须面对这件事，必须做出回应。玛丽卢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在生物学领域广受尊敬和喜爱。菲尔或理查德·海因斯可能会以“难以相处”为由把南希撇到一边，但没有人能否定玛丽卢。
南希仍然不认为她能拿回课程。但感觉有可能带来更大、更好的事情——一种变化，尽管她不知道这种变化会是怎样的。
她和玛丽卢道别时，还不知道她们到底要做什么，或者能做什么，除了跟别的女人谈谈之外。眼下，即使在麻省理工工作了二十多年，南希也说不出许多女教员的名字。所以那天晚上，她回到家，打了个电话给露丝·佩里，七年前，是她聘请南希教女性研究课程。佩里自空间之争以来就一直在说，南希受到了歧视，但她知道南希并没有被说服。现在，佩里马上开始忙活了，不到一周，她就在南希位于尚西街的公寓里召集了一小群女人。她们来自学校的各个角落：玛丽卢，经济学家凯伦·波伦斯基（Karen Polenske），工程师洛纳·吉布森（Lorna Gibson），哲学系的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
女人们坐在南希家宽敞客厅的沙发上，讲述了各自的经历——突然被调离教学任务，被排除在科系的决策和重要工作之外，即使是这些年来女学生占据半数以上的人文学科也如此，那里的女性教员占比不到25%。洛纳回忆起一位和自己差不多时间被聘用的工程系男同事，说他买了一栋房子，当洛纳告诉他自己还在攒钱买房时，他解释说，他导师从学校为他担保了一笔贷款。那时她才意识到，男人们拥有一整套她不知道的特权。其他女性怀疑自己的工资比同等职位的男性低，但她们没法知道，因为工资是保密的。朱迪斯说，她认为只是麻省理工工资水平较低，她一个以前的男学生，刚刚被斯坦福聘为助理教授，比她这个正教授挣得还多。南希想争辩，但忍住了。朱迪斯比她大十五岁，1964年受聘。南希明白，她那个时代的女性会认为自己被大学聘用已经很幸运了。有时候，不去想自己遭受的对待，会更舒服一些。
女人们建议所有人都在给校长的信上签名，要求和他会面。朱迪斯建议她们从监察专员办公室的玛丽·罗开始。其他人说不行。空间之争已经让南希看到了玛丽·罗的权力局限。这个晚上让南希和玛丽卢很怀疑，想搞清楚麻省理工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否过于雄心勃勃，更不用说找出解决方案了。麻省理工有五个学院——建筑学院、工程学院、人文学院、管理学院和理学院——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文化，这可能解释了工资和地位的差别。在任何实验中，最好限制变量，她们认为最好专注于自己了解的理学院。玛丽卢听说教务长办公室有一项增加女教员数量的倡议。南希对这所大学的运作方式知之甚少——十八个月前，她甚至还不知道教务长的名字——所以她打电话给维拉·基斯提亚科夫斯基。维拉是第一位被聘到物理系的女性，刚刚退休，她出身于科学皇室，她的父亲曾领导为曼哈顿计划研制炸药的团队，是哈佛的化学教授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科学顾问，还获得过国家科学奖章。在麻省理工，维拉以研究助理的身份工作了很多年，尽管她的资历和她为之工作的那些人一样。1972年，她为美国物理学会撰写了第一份关于女性地位的报告。
在电话里，维拉告诉南希，麻省理工有两个专门处理女性问题的委员会：一个是玛丽卢提到的教务长办公室的委员会，它更侧重于招聘；另一个是伯吉诺院长在理学院新成立的平权行动委员会。每个系在这个委员会里都有代表，但维拉想不起来生物系是谁，所以她让南希别挂电话，自己去查了一下这个名字：是弗兰克·所罗门。南希倒吸了一口凉气。过去一年里，伯吉诺院长为什么没有在任何一次和她的谈话里提到他的委员会呢？而且生物系里怎么能派弗兰克做代表？南希认为他一直在贬低系里的女性。她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对麻省理工女性（生物学家们）的终极玩笑。”
她和玛丽卢决定从理学院开始，先找丽莎·施泰纳谈，她是1967年生物系聘用的第一位女性。丽莎告诉她们，几年前她发现自己的工资比系里同龄男性的工资低40%。这一发现让她陷入长期抑郁。最近，她发现自己是唯一一个没有获得团体资助的免疫学家，而这项资助过去二十年里一直为系里其他人的工作提供资金。南希问她为什么没有问问其他人，其中一位曾是丽莎的博士后导师，一直是她的朋友。
“每次我想去问，我就开始哭。”丽莎说。她说，生物系的做法让她觉得“不民主”，但她不能肯定这是歧视。她建议她们列一份理学院所有女性的名单，对她们进行调查，询问是否认为教职员工中存在对女性的歧视。也许她们会想和校长见面，或者给校长写封信。丽莎从书架上取下课程目录，翻到按系排列的教授名单，3个女人一起开始仔细研究那些名字，以确定哪些是女教授。
看起来寥寥无几。“你们觉得女人是分开列的吗？”南希问，“也许在书的后面？”
没有其他名单了。她们数了数： 15名女性获得终身教职，男性则是197名。她们所在的生物系拥有最多的女性终身教职： 她们3个加上2位年轻教师，露丝·莱曼和特里·奥尔韦弗（Terry Orr Weaver），都是这一年刚通过的。大脑和认知科学系的人数第二多，有4人。化学有2个，EAPS有3个——必须查一下才能知道EAPS是地球、大气和行星科学的缩写。物理系有一个，数学系一个也没有。加上没有终身教职的7名女性初级教员，总共是22名。不到理学院全体教员的8%。
至少这让她们的工作轻松多了。她们认为，没有终身教职的女性不会想要发声，甚至去要求这部分人也是不公平的。她们围坐在丽莎办公室的小桌旁，把名单分成两份。玛丽卢和丽莎负责约谈其中一份名单上的人，南希则负责另一份名单。
南希前往校园的中心，那里矗立着查尔斯河畔的新古典主义石灰岩大楼，她要去化学系找西尔维亚·塞耶尔（Sylvia Ceyer）。这是麻省理工最为宏伟安静的部分，与肯德尔广场上持续修建的癌症中心截然不同。当南希走过伊士曼庭树荫下的对角线小径时，她开始感受到和十天前午餐时在桌边等着玛丽卢读完那封信时一样的不确定，甚至近乎尴尬。
她们没有见过面，但南希经常在麻省理工的报纸上读到有关西尔维亚的消息，不是赢得了这个奖项就是获得了那个荣誉。西尔维亚是第一个从化学系获得终身教职的女性，即使以麻省理工的标准来看，化学系也是一个艰难的试验场。南希猜想她一定很满足，很完美。西尔维亚年轻，金发，发尾整齐地蜷曲着，瓷器一般的皮肤，蓝色的大眼睛，像洋娃娃一样。现在，在她的办公室里，她正襟危坐，双手交叠在身前，身后的落地窗外是下方庭院里的树木。南希坐的椅子旁边放着一张大绘图桌，她瞥了一眼桌上的图纸，猜测西尔维亚正在设计某种大型机器，但她的工作是个谜。
西尔维亚也把南希当作了外国人，从南希的声音中猜测她是不是英国人。南希说话时，西尔维亚认真地听着，一言不发，也不露声色。西尔维亚认为，南希所滔滔不绝的，正是她最近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像南希一样，西尔维亚将一生致力于科学，甚至在更年轻的时候就开始了这份热爱。十岁那年，她在芝加哥郊区的一家图书馆里翻阅《什么是……？》系列丛书，突然看到了《什么是化学》中一个原子的图片，当时她甚至把化学一词中的“ch”发成了“chew”的音。在她那个年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没有意义，但这个看起来是那么合乎逻辑，所以她把这本书带回家，用她那支孔雀蓝色的钢笔抄了下来，并告诉每个人她要成为一名化学家。她最终成了一名物理化学家，研究分子和表面在超高真空中的反应，这个领域几乎没有其他女性。一开始，那些男性的资深教员们像欢迎女儿一样迎接她来到麻省理工。但她告诉南希，自从获得终身教职后，她觉得自己更像是一个竞争对手。这是一场争夺资源和认可的持久战。
西尔维亚的实验需要大得足以站人的机器——绘图桌上的图纸就是她为其中一台机器设计的——但是部门没有给她足够大的空间来放置一台机器。她发现，一个聘用晚于她的人拥有的空间是她的两倍，而另一个人的空间比这个人的还要大。最近，西尔维亚参加了一个全校范围的预算委员会，主席是一位男生物学家，他从未承认过她的存在。后来，他和她的系主任共进午餐，征求对委员会工作的意见，又发了一个后续短笺，说委员会里没有化学系的人真是太遗憾了。系主任回信指出，委员会中有一位名叫西尔维亚的化学家，“她的意见很有价值”。系主任给西尔维亚看了往来信息，对她来说，这白纸黑字地证明了她是个隐形人。系主任也能看出来这一点。西尔维亚用了一个南希没有想到的词：她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
“你写了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签名吗？”西尔维亚问南希。
南希差点从椅子上跳起来。然而没过多久，她就发现有更多女性也有同样的感觉——那是更多的力量。在另一栋楼的办公室里，南希话还没有说出口，乔安妮·斯塔比（JoAnne Stubbe）就会意地笑了起来。斯塔比是一位生物化学家，1992年获得终身教职，并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我什么都见过，”她告诉南希，“你能告诉我的，没有什么是我没见过或没经历过的。”回到生物系大楼，丽莎和玛丽卢也从EAPS带回了好消息。EAPS在另一个遥远的地方，其总部设在格林大楼——一座由贝聿铭设计的混凝土浇筑大楼，耸立在校园中心和市中心，是剑桥最高的建筑。她们会见了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年轻地球物理学家利·罗伊登（Leigh Royden）。罗伊登说，她的职业生涯很愉快，但她想参与关于女性教员的一切讨论，而且她觉得隔壁办公室的同事马西娅·麦克纳特（Marcia McNutt）也会想加入。利给了她们一个伍兹霍尔海洋研究的号码，马西娅夏天在那里工作。
一天之内，理学院15位女教员中有10位已经同意见面讨论她们的共同问题。南希和玛丽卢决定至少稍微扩大一下她们的样本量，于是名单上增加了两位同时在理学院和工程学院任职的女教师： 米莉·德雷斯尔豪斯和佩妮·奇泽姆（Penny Chisholm）。
佩妮马上回南希电话了。她是土木与环境工程系的一名生物海洋学家，最近得到生物系的任命，是因为她向该系一名同事建议，新的生物必修课当中可以包含一个生态学单元。佩妮现在告诉南希，她听说南希被这门课除名时感到很惊讶。她曾旁听过南希的课，觉得自己都成不了一名像南希那么优秀的老师。
1976年，佩妮从圣地亚哥的斯克利普斯海洋学研究所来到麻省理工，她是系里唯一的女性，看起来更像学生而不是教授，这两点都不利于她进入工程系。即使是现在，一头沙金色头发、脸上带着无拘束笑容的她，看起来也比四十七岁的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进入麻省理工后不久，她带领团队发现了一种新的微生物，她将其命名为原绿球藻——或原始绿莓——这是海洋中最小、最丰富的光合细胞，为地球大气提供了相当一部分氧气。不过，她告诉南希，她最近不得不为了晋升正教授而斗争。一位新来的系主任告诉她，她没有向他展示“领导力”的例子，所以佩妮要求越级申请，她整理了自己的案例并交给院长，然后顺利通过了。四年前，她的薪水实在太低了，这才在年中得到了加薪。
佩妮从小在男孩堆里长大，自认为是个假小子，但多年来，她在系里的教师会议上一直感到不知所措。她看着那些男人们为了聘请谁、把钱花在哪里、谁的研究大胆、谁的研究浪费时间而互相撕扯，完了就走到走廊上聊红袜队或者一起出去喝啤酒。很长一段时间里，她一直责怪自己不够积极主动，没有加入其中。她曾和一位波多黎各人一起申请终身教职——两人于同一年获得——他经常开玩笑说他俩是系里的“多样性”。但和工程系的许多男教师一样，他是在麻省理工读书时一路打怪上来的，他有自己的剧本。她觉得自己可能不太适合这一套，因为她是工程学院的生物学家。但她告诉南希，在获得终身教职后，她的“女权主义指针”迅速上升，她突然明白了： 作为女性，她说，“我们甚至不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
7月7日，在南希和玛丽卢共进午餐的一个月后，理学院17名女教授中的12人聚集在生物楼的玛丽卢办公室，她们选择这个办公室是因为较为偏僻。玛丽卢摆了几盘胡萝卜和葡萄。她找不到足够的椅子拖进办公室，女人们就在地板上坐下，或者坐在长长的窗台上，背靠着百叶窗。利·罗伊登六个月大的儿子在一张铺在地毯上的毯子上爬来爬去。
大多数人互不相识，但她们发现彼此的故事惊人地相似。一位神经科学家讲述了一位学院教授（麻省理工最高级别的教授）如何强迫她搬出一间实验室，她带着5个人在那里面工作，他告诉她他会在三周内换锁，如果有人试图阻止，他就辞职。系主任拒绝出面干预，于是她选择搬走，而不是反抗。有两位女性——其中一位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去找她们的系主任，出示了其他机构的工作邀请，男性们经常为了得到更高的薪水和更高的头衔而这么做。但面对这两位女士的诉求，麻省理工不予议价。
她们在交谈中意识到，从来没有女性担任过任何部门的负责人或任何中心的负责人。甚至没有一位女性担任过任何部门的副主管。
这些女性在职业生涯中一直努力不去想自己是女性，希望她们能被视为科学家。但作为各种不同环境中的第一个或唯一一名女性，她们觉得自己必须达到更高的标准。如佩妮所说，女人不会失败，因为每个人都希望她失败。她在写资金申请时会纠结于最小的细节，害怕被拒，这样就会成为另一个让别人不把她当回事的理由。当她获得资助时——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以至于某位同事说她有一个“金屁股”——她不认为这是成功，而更多地认为这是没有失败。当她获奖时，她知道人们会认为这是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她开玩笑说，自己想成为第二个获奖的女性，最好是第十个。西尔维亚讲述了那些男大学生如何挑战她写在黑板上的数学内容。在为其他教师开讲座或参加会议时，她发现自己经常被打断。按照惯例，应该等到最后再提问，但她注意到，那些人可以随意打断女性的讲座。试图做到完美就像在针尖上跳舞一样，她说。让人筋疲力尽。
这些女人的年龄从三十八岁到六十四岁不等。特里·奥尔韦弗是最年轻的，她和艾伦·斯普拉德林一起在卡内基研究所做博士后，斯普拉德林几年前是玛丽卢的“隐身博士后”，把玛丽卢当作导师。特里听着其他人讲故事，就像多年前南希在冷泉港听芭芭拉·麦克林托克讲故事一样。了解前辈女性的遭遇很重要，但这已经是历史了。她相信年长女性们所说的，但她也认为，对于自己这一代人来说，这些问题基本上已经解决了。特里是怀特海研究所聘请的第一位女教授——在她之前有10位男教授——她觉得在那里受到了欢迎和支持。只有一件事困扰着她。她向玛丽·罗询问过休产假的事，玛丽·罗敦促她去休假，因为此前从来没有人休过产假并获得终身教职，特里可以作为测试案例。特里拒绝了，她意识到这是一种耻辱。所以她穿上了宽松衣服来掩盖孕肚。
当她获得终身教职时，大家为她举行了一个庆祝晚宴，伯吉诺和他的妻子也在那里。伯吉诺的妻子向她打招呼：“你是那个敢在终身教职之前要孩子的人！”院长笑了笑，证实了这一点： 他不会提到一个男人是否有孩子，所以他没有告诉科学委员会的成员，特里有孩子，直到投票结束他才让他们得知了这一点：“你们刚刚投票决定给这位女士终身教职，而她有两个孩子。”对学术委员会那边他也是这么做的。特里回忆起她当时张大了嘴巴，那一刻是她在麻省理工最失望的时刻。后来，她把这件事告诉了前理学院院长吉恩·布朗，他认为伯吉诺只是想帮她。她带着孩子还能获得终身教职，这很不寻常。与此同时，特里怀疑，系里的男人们花在生物技术公司上的时间，至少和女人们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一样多。
大脑与认知科学系的心理学教授莫莉·波特是年长女性中的一员。现年六十多岁的她在1968年被聘到城市规划系，因为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工作。当南希第一次找到她，说出把女性教师召集起来的想法时，她是持怀疑态度的。她是1970年代致力于让麻省理工更欢迎女性的资深活动人士，是米莉午餐的常客，她认为她们已经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听了坐在玛丽卢办公室里其他女性的发言，她明白她们是有道理的。麻省理工在增加本科生中的女性人数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它并没有为教职员工中的女性提供支持。
不过，没有人只是想抱怨而已。她们是科学家，显然，她们想知道是否可以用数据来量化这个问题：女性的劣势感是否表现在工资、资助和其他资源上？南希已经看到了她的卷尺多么有力。她建议在每个系都安排一名女性，作为监督资源分配并确保女性得到公平对待的管理员。其他女性否定了这个想法，系领导永远不会同意设立这个职位，他们会阻挠她——那么谁会愿意接受这份工作？（“我会。”南希说。）
她们决定提议由校长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审查空间、工资、资源和教学任务方面的数据，确保女性相对男性得到了公平的待遇。委员会将每年与每位女教师会面一次，以确定是否存在问题，然后向院长给出解决问题的建议。南希担心委员会没有权威性，无法对管理部门施加压力，她们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来要求提供数据。但其他人认为，麻省理工以合作治理为荣，教师委员会可以把事情做好，而不仅仅是形式。南希同意了，她担心显得过于激进会疏远这个团队。正如佩妮不断提醒她的那样：“我们只需要出现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
莫莉建议她们写信给伯吉诺院长，而不是写信给校长；如果一开始就越过他，就有可能疏远他。她曾在1980年代担任过教员主席，因此其他女性相信她的判断。整个7月，她们中的一部分人又开了好几次会，准备一份给院长的建议书——下一次会面是在佩妮位于土木工程大楼的办公室，那里建得像个地堡，比生物大楼离校园中心还要远。
南希仍然不敢相信这些女人这么快就走到了一起。玛丽卢让南希觉得自己被赋予了权力，这个团队就是十倍的力量。她不希望它散架，所以给院长的信的每一版草稿都经过了每个女人的检查，每一个改动过的字都要每个人签字。她在草稿上标注了机密，正如在那年7月的一份便条中向马西娅·麦克纳特保证的那样：“我们会粉碎过程中的文件，直到最后定稿。”
南希事后回想起来，觉得那个夏天充满了宣泄，偶尔也有愤怒。她在查看生物系实验室名录时，发现玛丽卢实验室里没有研究生。以她的声望，这很奇怪。一位她曾经的博士后在五年前获得了诺贝尔奖，这通常会让她对学生更有吸引力。南希回想起弗兰克·所罗门来办公室的情景，于是有一天午餐时，她小心翼翼地问玛丽卢为什么没有研究生。她决定不再招收研究生了吗？
“不，”玛丽卢回答道，“他们不来我的实验室。我认为我们现在所做的研究对他们来说还不够主流。”
南希问是否是玛丽卢要求停止教授研究生的“方法与逻辑”课程。玛丽卢说不是，是莫里·福克斯做的决定。南希告诉她，弗兰克当时跟她提过这件事。玛丽卢告诉南希，她试图帮助那个和弗兰克发生矛盾的研究生，南希问玛丽卢是否认为这与她被从课程除名有关。不，玛丽卢说，她是在莫里把自己除名后帮助她的。
几天后，南希旅行回来，发现家里和办公室的电话都有玛丽卢的留言，一张贴在她办公室门上的纸条，还有一张从门底下塞了进来。玛丽卢查了日期，她发现南希是对的。她是在试图帮助这位研究生后被从课程中除名了。她又一次感到愤怒和羞辱。
但这些女性也很兴奋、乐观。在这一个月期间，她们发现大家已经成为一群朋友，一起午餐和晚餐，几乎每天都通电话。对有些人来说，这就像是在沙漠中找到了水。佩妮早先在麻省理工的朋友都来自她的学生。如今她认为这不合适，但她一直无法在工程系里交到男性朋友。南希从斯宾塞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交过一群女性朋友了，她现在才意识到自己多么怀念那段时光。这些人都是像她一样的女性，满脑子科学问题，对科学充满热情。乔安妮喜欢说，每当她感到沮丧时，就去读一篇新论文，感觉又重新获得了灵感。佩妮最近读了《阳台上的女孩》（The Girls in the Balcony）一书，讲述的是1972年一群女记者发现自己被排除在重大任务之外，而且报酬也比男性低之后，联手起诉《纽约时报》的故事。佩妮把这本书给了南希，南希说这本书“让人精疲力竭”。
“相似之处确实令人震惊，”她在感谢佩妮赠书的便条中写道，“麻省理工比二十年前的《纽约时报》好，还是和它一样？我想我会送给莫莉·波特，也许还有丽莎和乔安妮。它是不是太压抑了？”
她们在8月11日约了鲍勃·伯吉诺见面，并在7月的最后一天，让南希的秘书到他办公室送去了一封信和一份两页的建议书，提议成立一个女性委员会，审查如何分配资源和教学任务。她们的语气是礼貌的、和解的、合作的。
“女性教员们普遍认为，学院内部存在着持续的、尽管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性别歧视。”她们写道。
“我们认为，对这些来到麻省理工的女性的不平等待遇，增加了她们获得成功的难度，使得她们在成功时被给予的认可更少，并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她们的生活质量低下，以至于这些女性实际上可能会成为年轻女性的负面榜样，”她们在建议书中写道，“我们认为，当女性被视为强者而不是弱者，被学校重视而不是容忍时，发生歧视的可能性就低。问题的核心在于，带着偏见的眼睛把同等的才能和成就看成是不同等的。如果学校能更明显地表达它的态度，认为女性是有价值的，那么她们的管理者、同事和员工才会更实事求是地看待她们的能力和成就。”
她们在给院长的信中只字未提产假或育儿，因为担心如果这样做了，行政部门会说，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如此之少的原因是女性选择生孩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女人们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不生孩子，因为她们认为这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代价。她们希望学校意识到孩子并不是唯一的问题。她们要求理学院的所有女性轮流进入委员会，这样她们就能明白院系如何运作，并帮助更年轻的女性去了解。“有些院系的女性太少，她们很容易被孤立，被排除在各类有利于职业发展的信息之外。”最终，这些女性可以学习如何担任部门主管。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模式也可以用于麻省理工其他学院。
这些女性附上了一份机密备忘录，详细描述了她们在生物系的“一些令人不安的经历”，她们的行动正是从这里开始： 薪酬和空间的不平等；弗兰克·所罗门对玛丽卢的诋毁；南希被从生物必修课除名，她写道，这件事“比几年前我的一个同事试图强奸我更令人痛苦”。
当她们把提案交给院长时，理学院的17名女性中有15人在提案上签了名。米莉·德雷斯尔豪斯没有签。米莉和希拉·维德纳尔属于麻省理工最早的几位女性教师，也仍然是校园里的大咖，她们为其他人铺平了道路，因此闻名遐迩并受到爱戴。但对于一些女性来说，她们的榜样更多地成了一种负担。没有人怀疑她们成就非凡、鼓舞人心。但似乎有两个女明星就足够了。男人们拿她们作为例证，证明在麻省理工，女性只要足够努力，就能成为她们想成为的人——“米莉做到了这一切，还生了四个孩子，你还抱怨什么？”一位同事告诉佩妮，当他们讨论晋升她为正教授时，其他人拿她和希拉及米莉相比，尽管她们所从事的领域完全不同，唯一的共同点就在于都是女性。
身为空军部长的希拉正在休假。米莉很难联系上。她在全国范围内的知名度很高，经常外出。1990年，布什总统授予她国家科学奖章。她曾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并以这个身份成立了一个访问委员会，与高中和大学合作，改善入门氛围，吸引更多女性进入物理学。
南希终于找到她时，米莉很犹豫要不要在给院长的信上签名。麻省理工曾呼吁她帮助增加其他学科的女性教师人数，但二十多年后，其他学科的女性教师人数之少让她感到吃惊。但她仍然相信自己当时所采用的方法： 鼓励更多年轻女性进入通道。她告诉南希，她知道自己比一些男人挣得少，包括自己的丈夫。“但我的钱足够了。”她告诉南希。她仍然担心雇佣更多女性可能意味着降低标准。
然后，米莉看了下在给院长的信上签过名的女性名单：“乔安妮·斯塔比。她应该不错。”
就这样，米莉成为第16位也是最后一位签字的女性。南希还没有收到物理系的终身女教授琼·马修斯（June Matthews）的回信，但丽莎·施泰纳说这没关系，甚至可能是好事；如果有一位女性拒绝，院长就会看到没有人是在压力下签字的。
会议前一周，南希变得越来越焦虑。这是高风险举动。她确信院长一定已经告诉了校长，而校长很可能已经通知了学校的律师。麻省理工是承担不起理学院的女教员——各自领域工作的顶尖女性——说学校歧视她们的。
她们决定由6名女性代表这个集体与院长会面，并提前两天在南希办公室附近的会议室进行了一次彩排。
8月11日，佩妮在癌症中心接上了南希，此时距离她们与院长的会面还有一个小时。她们步行到街对面的生物系去接丽莎和玛丽卢，然后到主校区去接乔安妮和西尔维亚。南希觉得西尔维亚看起来比平时还要苍白消瘦，几乎是半透明的。丽莎穿着一条裙子，这表明了这一场合的重要性。当她们像一支乐队一样穿过伊士曼球场的凉荫时，女人们想象着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她们。这太荒唐了，佩妮想，自己身为一名正教授，却像新生第一天上课一样感到茫然。
她们拉开了一扇沉重的大门，通往6号楼，这是查尔斯河畔优雅的老校园的白色建筑之一，开始沿着长长的、凉爽的走廊向前走。在这个夏日，没有了往日学生的拥挤，可以听到她们的脚步声在大理石地板和粉刷过的高大煤渣砖墙上回响。没有人说话。
院长的助理把她们领进了他的会议室。南希一直很想看看它，这就是科学理事会就终身教职的决定争论不休的地方。一个庄严的房间，天花板高高的，镶着木板。南希的目光落在了那张抛光过的长木桌上，它占据了整个房间。她想起了《阳台上的女孩》的开场，描述了新成立的《纽约时报》女性小组和报社出版人及其他出现在报头栏的男性们会面的情形，就是在一张25英尺长的桌子旁，这是一张坚硬的、闪闪发光的红木桌子，象征着女人们正在挑战的这个有着一百二十一年历史的机构。对书里面的那些记者来说，它看起来极其具有压制性，“一眼看不到头”。这张桌子小一些，南希想，但同样令人生畏。
有人在桌子旁边的餐柜里放了软饮料、咖啡和饼干。上面放了张很大的照片，南希可以看到其他女人的眼睛都盯着那张照片。这是一张伯吉诺和5个科学系系主任的合影。他们全都是男人，系主任向来如此，全都咧着嘴笑。其中一人穿着燕尾服。他们把食指高高举起来说：“我们是第一！”突然间，南希在整个房间里只能看到那张照片。她感到不舒服。这一切都不是什么好主意。她想起了佩妮整个夏天都在说的话：“我们甚至不在他们的雷达屏幕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