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6年7月，聯經出版公司推出韓國三位歷史學柳鏞泰（유용태）、朴晉雨（박진우）、朴泰均（박태균）歷時五年編撰而成的《東亞關聯史》，探討東亞的帝國意識遺緒、分裂並行的各國歷史，反思分裂、互相拉鋸的國與國之間，是否能有更遼闊的未來之路可行？韓國地理位置特殊，不但連結大陸與島國，且有作為居中緩衝的性質，《東亞關聯史》便是基於此調性下，期待能拋開大國主義包袱，成就一本調和東亞地區的地域史。《東亞關聯史》講述自十七世紀起至一九九〇年過後，長達四百餘年的歷史，主要分為海禁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探討的國家分為三類：東亞的中心：中國；以中國為模仿對象並承繼小中華意識的小中心：朝鮮、日本、越南等；帝國化過程中被合併、統合的周邊地區：蝦夷、琉球、占婆、臺灣、內蒙古、西藏等。以「關聯」與「比較」的方式，並陳各國歷史、編織出並時行進的脈絡，並鋪展出串連其中的文化、宗教、貿易的網絡，探詢中心與邊緣的複雜性。綜觀現今紛亂的東亞局勢，現在也許是時候反思扎根已久的東亞帝國意識，尋思另一個更宏觀的視角，也是時候試圖擺脫長期支配歷史敘述的歐洲史觀、跳脫各國中心的觀點，將單一國家的歷史擴展為更為完整、壯大的東亞地域史。
本文為《東亞關聯史》緒論，標題為書評編輯所添加，出版社授權刊發。
為了東亞的地域史
將東亞視為一個思考單位，透過自我省察的視角，將本國中心主義相對化的努力，是一九八○年代之後被提出，並且逐漸穩固成型的概念。因此陸續許多學者開始提出所謂的東亞歷史並非只是東亞各國歷史的集合，而是作為一個地域史的重要性。地域史的目標是讓各國的歷史與現實接軌，與世界史展開交流，避免本國歷史的重要性被無限擴大，並且達到自我省察的效果。我們期待以相互關聯和比較的視角來掌握個別事件的發生，正視侵略與相互依存的歷史，最終能夠達到追求東亞地區的和平和繁榮的歷史意識。
為何東亞需要「地域史」？
近年來許多學者開始以各種角度來談論東亞，但其中最須受關注的莫過於自我省察的視角。在韓國，將東亞視為一個思考單位，並將本國中心主義相對化的視角最先在文學和歷史學界被提出。在冷戰時期，抱著南北韓能統一的夢想，並追求民族文學的知識分子們，一方面將原先盛行於韓國的民族主義思潮進行相對化，一方面透過與世界文學接軌，結合了第三世界論。但這種第三世界論一開始卻是以位於極遙遠的南美為結盟對象。直到一九八○年代初，他們才開始關注鄰近的東亞地區。在歷史學界中，共享這種自我省察視角的學者們為了有效發展這種歷史觀，便各自展開了摸索。到了一九九○年代，隨著東亞論的概念在各個學問中逐漸興起，將東亞視為一個單位，並從事東亞地域史研究的必要性再次被提出。再加上被稱為「東亞奇蹟」的韓國和周圍鄰近國家工業化的成功，還有隨著蘇聯的瓦解，當時將東亞一分為兩個陣營的冷戰體制崩潰更是促進了東亞地域史研究的發展。
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將東亞史視為地域史的目標已經開始實踐。這是讓韓國一國的歷史與現實接軌，與世界史展開交流，並且避免本國歷史的重要性被無限擴張所進行的自我省察。由此出發，透過正視這些侵略與掠奪、合作與相互依存的歷史，我們便能期待追求東亞區域的和平和繁榮的歷史視角能夠實踐。當然有些阻礙區域和平和繁榮的因素並不在東亞境內，而是來自於東亞以外的世界體系，但僅只停留在這種對於西方中心主義的他者批判並不符合我們的期待。
那麼，不透過地域史這個中介，將本國史直接與世界史做連結，不也能將本國史進行相對化嗎？東亞各國先前皆透過各自的本國史和世界史這種二分法的歷史教育來形塑各國國民的歷史記憶。但不管是世界史的歐洲中心主義，或是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這兩者都是以歐洲模式的民族國家的建立作為其歷史的目標。歐洲與日本等民族國家向外擴張，成為了帝國，而受到這些帝國支配的民族們則各自與其對抗，企圖建立起屬於自己的民族國家。雖然這兩者建立自己民族國家的方式差異甚大，但它們構成其歷史的邏輯都是立基於進化論的文明史觀。依照這種史觀發展的近代文明只依據單一的標準，否認其他多元性，並且在無意識中正當化、內化這種壓迫他者的歷史記憶。因此，我們東亞人自然而然地忽視同樣位於東亞的鄰近國家，自己也在這種自我疏離的現場中缺席。為了擺脫這種文明史觀的陷阱，我們當然能依據其他史觀來重新書寫本國史與世界史。但在這裡，我們採用了較為新穎的地域史框架。在發展地域史的同時，我們認為能更有效地達到歷史認識的均衡發展。
認為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還有一個。剛剛前面所說的自我疏離的歷史觀並不只源自於歐洲近代的民族國家史觀，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東亞特有的歷史傳統。第一、東亞比世界其他任何區域都更早成立國家，並且保有強大的延續性。這使得作為本國中心主義基礎的國族認同變得更加穩固。第二、這種特有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在形成之後逐漸被東亞各國所共享。早在唐朝，東亞各國吸收了唐帝國的帝國系統作為自己國家的原型。在吸收的過程當中，各國也自然而然地共享了這種支撐帝國制度的華夷思想。各國內化這種華夷思想，皆認為自己是中華，並且將鄰近國家視為夷狄，開始蔑視這些國家。因此不只中國，韓國、日本和越南也都希望自己能夠成為統帥眾多朝貢國的帝國。企圖稱霸天下，重建帝國的英雄豪傑們的故事《三國演義》之所以能超越國境，成為東亞各國暢銷書的原因也正是如此。
當然，這種想成為帝國的欲望在各國之間也有相當明顯的差異。如果我們關注邁向近代的十七、十八世紀，當時既是中華帝國版圖最大的時期，日本和越南也開始帶領自身周圍的朝貢國，增強自身的帝國意識。這種帝國意識曾被記載在各國的歷史編纂當中。特別在《大日本史》（十八至十九世紀）中，這種帝國意識尤為明顯。《大日本史》模仿中國正史中的四夷列傳。其書中的諸蕃列傳不只包含了高句麗、百濟和新羅，更是納入了隋、唐、宋、元、明等中國朝代，並將這些視為藩，也就是夷狄。其中當然也包括了蝦夷地、女真、琉球。這反映了日本是被天神所眷顧，並由神的兒子天皇所治理的神國思想。越南的史書也依據華夷思想，將鄰近國家視為藩屬國，但程度並不如日本。由此可見近代日本帝國主義化的傾向並非只到了近代才出現。另一方面，朝鮮王朝也抱持著這樣的帝國意識，賜予女真族首長和對馬島島主官職，但最終並沒有走上帝國化的道路。
立基於這種長期共享的傳統，東亞各國吸收了這種擴張導向的資本主義和民族國家的原型，並且在各國彼此的相互影響下，今日東亞的本國中心主義以及蔑視鄰近國家的現象比世界其他區域都嚴重。最近發生的韓、中、日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是彼此在文化、經濟方面交流的激增所引起，這點更引發了我們的注意。這不是單純批判近代國族主義就能解決的問題，而應該透過自我省察的視角重新檢視東亞內部。東亞需要屬於自己地域史的原因便是如此。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將東亞視為一個例外，或是特殊案例。隨著全球化的趨勢，物流、資本和勞動力的流動和連結急速增加。一方面市場邁向世界化，另一方面也引發了各個民族國家的危機意識，促使這些民族國家做出區域化的回應。歐盟（EU）便是其中首要的例子。這種區域化的趨勢自然也包括了東亞。東亞人不也早就透過「東協十加三」（ASEAN+3）這個過渡期的框架逐漸邁向區域整合嗎？在批評本國史的本國中心主義的人們之中，也有人主張廢除單一國家的歷史。這些人以歐盟的成立，以及以歐洲共同的歷史所編纂的《歐洲史》（一九九二年）為依據，主張民族國家的時代已經結束。但這種地域史的書寫並非是要取代國家史，而是藉由加入鄰近區域的歷史，幫助我們形成一種雙重的認同。這是一種為了將國家認同之外的區域認同也一同納入基礎，並在此基礎上思考和行動的人們所進行的全球化時代的發想。在這方面，東亞也的確需要屬於自己的地域史。
隨著地區化趨勢所興起的地域史的書寫，不只能讓我們重新檢視國家史，也同樣能讓我們重新書寫世界史。在十九世紀，依照歐洲中心主義所書寫的萬國史或世界史都只不過是歐洲文明史罷了。在一八八○年代，透過日本人的引介，首次被翻譯到東亞的斯溫頓（W. Swinton）的《世界史概論》以及其他類似的世界史皆宣稱「歷史應當是記錄文明人的事蹟，因此只有高加索白種人的事蹟才值得被歷史敘述」，而且「非高加索白種人的人種沒有所謂的歷史」。這類的世界史在之後雖然曾歷經多次批判和修正，但這種進化論式的文明史觀仍舊被保留下來。因此，當初不斷被否定的各地域文明的獨特性，在二次大戰之後逐漸受到矚目。現在隨著各地區域化的趨勢，比起先前以歐洲為基準的一元化的世界史，多元觀點的世界史有了更多的可能性。從這點來看，比起歐洲的地域史，東亞的地域史又多了一層意義。
如同前面所說的，為了將帝國意識相對化，我們需要發展地域史的概念。但反過來看，地域史不得不正面對決的對象正是帝國意識。後冷戰時期突然急速增加的韓、中、日三國之間歷史認識的衝突，也是由壓抑不住的帝國意識顯露所引起。從這一點來看，以二○○九年十月在北京舉行的韓、中、日三國的高峰會為契機，宣稱要共同編纂三國共享的歷史教科書，並協助組成東亞共同體的官方言論更是值得矚目。在這之前，三國民間人士共同策劃《開創未來的歷史》（二○○五年）的經驗可說是為了這次共同書寫教科書的基石。特別是與曾經為帝國的中國、日本和越南不同，由於韓國未曾成為帝國，因此對於東亞的共同地域史計劃可說是最不具備妨礙區域和平的歷史因素。由此可見，在二○○六年十一月，韓國政府初次在高中課程中設置「東亞史」的科目，並在二○一二年開始實施，並非偶然。
也許韓國對東亞的地域史計劃最不具備妨礙歷史因素的說法會招來「這其實只是韓國中心視角」的批評，但事實並非如此。東亞區域以外的人也認為日本和中國這兩個大國的姿態才是真正的關鍵。某位美國學者曾說過，東亞共同歷史意識的最大威脅是來自於日本政府一直不願承認的帝國時期日本的殖民主義，以及最近有復興跡象的中華主義。雖然日本比起韓國更早開始談論東亞史，但同樣的，日本同時也必須背負起超越帝國經驗傳統的重擔。中國本身領土龐大，比起日本，它擁有幅員更廣大，時間也更久遠的帝國經驗。對中、日來說，地域史意味著必須要與本國歷史的「光榮過往」做切割，因此書寫工程更是難上加難。但考慮到這一點，中、日兩國若是勇於面對、對抗自身的帝國傳統，書寫出日本版、中國版的東亞史，那便更具有格外的意義。
只沉醉在本國的榮光和勝利，而分不清自我省察和自我虐待的人們在各國社會中扯開嗓門，高舉著冠冕堂皇的旗幟。但這些人只不過是二十一世紀的唐吉軻德們罷了。以自我省察的視角作為出發點，即使越過國境，我想我們也能逐漸接近這個能夠相互溝通的東亞地域史。當然這項目標絕非一蹴可幾。我們正在透過眾多人的努力，一點一滴地為了眾人共同享有的未來而努力。
東亞的地域、國家和民眾
人們通常依照歷史發展的脈絡和文化的相似性將亞洲分成東亞、伊斯蘭和阿拉伯的西亞、印度的南亞，以及游牧民族活躍的內陸亞洲。這四個地域分別被沙漠或高山隔離，往來不便。但長期以來，人們還是依照各種需求不顧危險地跨越疆界，彼此互相交流。如果我們廣義的探究東亞的範圍，指的應該是孟加拉灣以東，應當也包含東南亞。但從狹義的角度來看，我們指的範圍應該只局限於東北亞。
我們在這裡所談論的東亞一方面反映了文化圈地域的區分，一方面也因應各個認識主體的處境和需求，是個相對來說較為流動的概念。在歷史上，我們也很難找到將廣義的東亞作為單一思考單位的例子。尤其從十七世紀明帝國率先實施的海禁政策，東北亞國家之間的相互交流和交易大大地受到局限，之後更是如此。在這之前，許多東南亞國家早已淪為歐洲的殖民地。在歐洲基督教勢力的支配下，這兩個地區的文化差異又更加明顯。鴉片戰爭（一八四○至一八四二年）是以東南亞為基礎的歐洲勢力逐漸北上，並且將殖民壓力施加給東北亞國家的關鍵性契機。在這期間，俄國透過陸路逐漸東進，最終在清朝、朝鮮和日本等北方國家之間引發了危機。
這種外來的殖民勢力對於東亞各國之間的相互關係和相互認識造成了重大的影響。假如在一八八○至一八九○年代，感受到俄國南下威脅的韓、中、日三國，若是能夠積極把握在未淪為西方列強殖民地前組成「東亞三國」或「東洋三國」的共同體，便能抵禦西方列強的勢力。但正因為東亞境內依據殖民勢力所形成的帝國化，即日本在韓日合併（一九一○年）之後，這種共同體意味的東亞便消失了，只剩下包含日本在內的帝國主義與反帝國的東亞。當時在琉球、朝鮮、臺灣和中國，曾有許多個人或集團協助日本的帝國化，或是附和日本，並從中獲取利益。因此，應該先要消除這些內外的位階，我們現在所談論的自我省察的東亞才有可能出現。
二次大戰之後，因帝國化所形成的位階隨之崩潰。但緊接而來的冷戰體制又以另一種方式再次橫斷了國家的內外。再加上韓戰、越戰等熱戰的激化下，使得東亞作為一個單位的思考方式又再一次受到延遲。這與並非往域內，而是往域外發展的歐洲帝國化傾向不同。因此我們很難將東亞與在冷戰期間，也能發展地域統合的歐洲相比。最終，在東亞冷戰體制中，占據重要位置的美日同盟與中國建交，中國也在一九七八至一九七九年改革開放之後，冷戰的氛圍才逐漸緩和。以及在一九九一年，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的一大陣營崩潰之後，東亞才算是具備了將東亞視為單一思考單位的客觀條件。現在對於位於東亞北方的韓國人來說，不只是透過商品、勞動力和資本的流動，也透過留學生、國際婚姻和連續劇的連結與東南亞成為了親近的鄰居。
直到最近二十年，才有人開始提出要將東亞作為一個地域史單位的想法。這是冷戰後的東亞為了域內的和平共存所要進展的努力。當然，北韓的人們還在缺乏物資，無法享有自由的土地上生存。必須要透過各國的競爭來取代日本的壟斷，並且消除朝鮮半島分裂的緊張和對立，實踐再一次的統一，我們才可算是向真正和平共存的東亞邁進。
組成各個時期東亞的國家和民族各自有其獨特性，彼此也相互影響。隨著各個時期不同國家的興盛與衰敗，若是某個強國成為帝國，其周邊的弱小國則被其征服、合併而消失。若這個帝國衰敗，許多王族則會從中分離或獨立。在這些歷史過程中，這些無法組成自己國家或國家被奪走的民族，與那些擁有自己國家的民族都是作為東亞區域中的一分子，並在其中持續活動。現在東亞中的國家分成東北亞六國（南韓、北韓、中國、日本、蒙古、臺灣），以及東南亞十一國（越南、寮國、柬埔寨、泰國、緬甸、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新加坡、汶萊、東帝汶）。而臺灣的主權問題，中國長期將臺灣視為中國的其中一省，但臺灣仍然是受到世界二十多國的承認，以一個國家的身分持續活動。東亞區域內的國家數量在一八八○年代只有韓、中、日三國，緊接著又只剩中、日兩國，現今二十一世紀則增加到十七國。這代表著帝國時代的終結，以及各國家、民族們從帝國主義的壓迫中解放，並且能夠持續伸張自身的獨特性和自主性。
但當我們細看東亞去帝國化的過程時，我們可以發現仍然還有許多被「區域內的帝國化」（而非依靠歐洲勢力的「區域外的帝國化」）併吞的國家和民族仍然無法脫離帝國的壓迫。當我們留意到這點，我們必須去檢視那些妨礙東亞地域史構成的已經受內化的帝國意識。為了找出這種壓迫的來源，讓我們先簡略的回溯海禁時期之後東亞域內逐漸成形的帝國化過程。
韓國從朝鮮初期的遼東收復運動失敗後，於十五世紀藉由開拓四郡六鎮，以鴨綠江和圖們江為界，達到了今日相當於南北韓大小的版圖。一般皆認為比起先前古朝鮮、高句麗、渤海的領土，韓國是縮小了自身的領土。但也有少部分人認為，對於以韓半島南部為基地的三韓來說，這種北上的過程可視為一種擴張。但無論是否是一種擴張行徑，韓國並沒有以帝國的姿態強制征服或併吞這些異地和異民族。
與韓國不同，清朝、越南和日本都是明確地以帝國的姿態支配異地和異民族。在中國，自從滿族征服中原之後，於十八世紀也征服了維吾爾、蒙古、西藏和臺灣，形成了清帝國的版圖。唯獨濱海州被割讓給俄國，直到後來的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也大多延續這個版圖。在越南，以現今北部東京區域為基地所建立起的黎朝，於十五世紀後半葉征服了現今位於中部安南地區的占城王國，並且持續南進。到了一七五七年征服了湄公河三角洲，合併了位於南部的南圻。此時越族的南進正式結束，建立阮朝，形成了當今越南大小的版圖。日本的版圖直到十九世紀仍然只有本州、九州和四國這三個島的大小。到了幕府後期，部分被列入直轄管制的蝦夷則與琉球在明治維新後被日本併吞。
這種被東亞境內帝國化所壓迫、併吞的國家和民族，能與十六世紀成為歐洲帝國殖民地，歷經四百年後才獲得獨立的東南亞國家形成對比。這種對比顯示了域內的帝國化比起域外的帝國化更容易壓迫國家和民族的獨特性。當然其中不乏受到帝國同化的例子。當然，其中也有自覺為獨立政治主體，要求自治權並致力保存自身歷史、文化的例子。維吾爾和西藏即是其中的代表。這些東亞域內少數民族的問題更是在向我們質問該如何看待東亞域內帝國化的問題。
最近這種少數族群的問題並不只限於帝國的壓迫，也出現在民族國家和人民之間。例如嫁來韓國的越南新娘受虐的問題，特別是因為語言、文化差異所造成的衝突更是與日俱增。
這種因差別待遇而引起衝突的事件也時常發生在外籍勞工身上。市場給了這些移工自由遷移的機會，但資本與企業則是對他們施行差別待遇及壓迫。這類的問題在開放東南亞婚姻和勞工的臺灣和日本也經常發生。少數的外來者在融入主流社會的過程中經常遭遇到這類的痛苦。
即使在近代以前，實施君主專制和身分制的國家中，這種理所當然對異地和異民族實施差別待遇和壓榨的行為是難以避免。但在現今尊重個人自由與權利平等的民族國家中，類似的現象仍然持續發生，真的是不得不讓人感到羞恥。
關聯與比較的地域史
東亞所包含的範圍和意義隨著各個時期而有所不同。因此在這本書中，我們基本上以狹義的東北亞地區為主，但依據主題的需要，我們也會納入東南亞一同討論。舉例來說，討論開港之前華夷思想的地域秩序時，我們會聚焦在東北亞國家。而在討論後冷戰的地域整合和工業化的問題時，我們會將越南、菲律賓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也一起納入討論。
我們討論的對象並不只局限於現在的民族國家，也包含了近代以前，也就是民族國家形成以前東亞域內成員們的位階。在這裡我採用閔斗基「中心、小中心、周邊」的三位階論。這三個位階是由東亞唯一的中心（中國）、以中國為模仿對象，共享小中華意識的小中心（朝鮮、日本、越南），以及在這些中心國家在帝國化過程中遭到征服、統合的「周邊」（蝦夷、琉球、占婆、臺灣、內蒙古、西藏）所組成。在這之中，雖然小中心對中心來說是周邊的概念，但對周邊來說仍然是中心。這種雙重身分能幫助小中心國家對於這種早已內化的中心思想進行自我省察。
這個三位階論雖然是針對近代以前東亞域內位階的思考框架，但到了近代，美國、俄國等西方列強介入東亞秩序之後卻仍然有效。近代過後，中心國從中國變為日本，而其他的小中心、周邊，包含中國皆淪為帝國日本的殖民地或占領地。在接下來的冷戰時期，中心國則變成美國。從這點來看，三位階論不只聚焦在成功達成現代的民族與國家，也能將那些被現代排除在外的主體們重新拉回我們的視野。
書寫地域史有各式各樣的方法和視角，但這本書採用的是關聯和比較的方法。如果說比較史是構成地域史的必要條件，那麼包括交流史和關係史在內的關聯史則是充分條件。如果我們試著詢問東亞史的成立基礎，大多數的見解都宣稱是建立在漢字、儒教、律令、佛教等中國文化的共同享有。雖然這是東亞域內各國之間透過交流和來往累積起來的重要共同遺產，但這只是以那些農耕文化為基礎，所謂（小）中心國的遺產罷了。比起單純著重於農耕文化，農耕勢力、游牧勢力、海洋勢力彼此之間的交流、合作和競爭所形成的關聯性更值得我們矚目。西藏和蒙古雖然位處周邊，但這兩個地區仍然多次在中心國的歷史上扮演關鍵性的角色。
蒙古帝國雖然已經超越了東亞的版圖，但它一舉終結了宋代以分裂背景所形成的多元型態的東亞區域秩序，使得接下來的元、明、清帝國都是以單一中華秩序構成。這一點特別值得矚目。另一方面，位於亞洲大陸東部的朝鮮士大夫們，之所以能在一四○二年繪出一幅包含非洲和歐洲的世界地圖《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也都是透過與蒙古帝國交流的功勞。在這之前，在西元七世紀時，原先策劃要侵略高句麗的唐太宗必須要將自己的女兒文成公主許配給威脅南方邊境的強國—西藏（吐番）的國王，才有餘力全面計劃攻打高句麗。根據《舊唐書》和《資治通鑑》的記載，唐帝國在羅唐戰爭中戰敗後曾經撤兵韓半島，之後又打算征服新羅，但後來考慮到南方與西藏的戰事才不得不放棄。長期以來作為東北亞安全平衡點的高句麗在崩潰之後，引發了契丹、蒙古、女真等北方民族的興起和侵略，並曾將中國、韓半島、日本，甚至越南都捲入戰火之中。透過這些例子，很早之前安在鴻就已經注意到這種關聯性。即不管是域外的大國，或是域內的大國，不管是近代以前，或是近代以後，為了要滿足自身帝國化的欲望而引發滿洲和韓半島的危機時，最終仍會危及到自身的這種關聯性。這種相互關聯性在越靠近我們的時代，在各個中心國家之間就更顯得重要。
在進行比較史的研究時，比較的對象可能彼此無關，也可能相互有關。例如比較越南的文人士大夫社會與日本的武士社會是透過何種方式與結構所形成的研究是屬於前者，而比較各國接受立憲制過程的研究則是屬於後者。後者的情況尤為特殊，各國共享同樣的思想內涵，但這種思想卻在與各國不同文化的相互作用下呈現了極為獨特的面貌。此時均衡把握這兩個面向的工作顯得特別重要。
這種關聯與比較的視角使得打算超越一國史、追求地域史的我們更能夠相對化帝國意識和本國中心主義。透過關聯和比較的方法，東亞地域史的內容在包含國家層面以外的社會領域時會顯得更為有效。
我們將這本書分成十個主題，每個主題又依照地域、國家和民眾分成三個層次討論。因此，我們將每個主題分成三節，每個節又分成三個項目。雖然有些例外，每個節大抵上以：一、超越國家範圍的地域相互關聯性；二、難以用關聯性的方法來探討國家層次之間的比較；三、非國家勢力主導，而是關於那些無法形成自己國家，或國家被奪走的民族為內容。我們大致以此順序均衡敘述各項主題，不過度倚重某項主題。這十個主題是海禁時期的國家與社會、世界市場的擴大與地域秩序的變化、邁向民族國家的改革、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反帝國民族運動、社會主義與民眾運動、總體戰的衝擊與大眾動員、冷戰體制的形成與去殖民化的延宕、資本主義陣營的工業化和民主化、社會主義陣營的實驗和路線修正，到後冷戰時期的衝突與社會運動，按照時期依序羅列。雖然我們並沒有明確區分各時期，但大抵上還是分為海禁時期、帝國主義時期、冷戰時期和後冷戰時期這四個時期。透過審視這十個主題歷經這四個時期的過程，我們期待一個以相互關聯所形成的東亞地域史能夠逐漸成形。
我們該如何劃定東亞近現代史的時間範圍，特別是如何訂定東亞近現代史起點？這個問題是各個學者爭相競逐的焦點。先前主流的看法主要是以近代民族國家體制之間的全面接觸，並由此引發的體制改革和十九世紀的開港為近代的起點。但隨著二十世紀東亞各國工業化的成功，為了尋找這些成功的原因，各種追溯更早的近代起點的趨勢則越來越強。
雖然本書的意圖並不全然如此，但本書仍然以十七世紀初作為出發的起點。因為我們可以發現韓國的壬辰、丙子戰亂以後，以及日本的江戶幕府成立以後逐漸成形的現代指向的變化，以及傳統勢力的持續，這兩股勢力在此時同時出現，並且在開港之後，於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相互拉鋸。在國家之間的交易極度被限制的海禁的條件下，引發東亞各國現代指向變化的原因與歐洲現代化的模式十分值得比較。因此，東亞內部的活力可說是由於海禁限制的解除，而獲得了快速發展的動力。在此，各國所需面對的問題是該如何克服帝國主義政治和軍事的侵略與支配。為此，許多國家在改革和革命的過程中發展出資本主義模式的民族國家，也有其他地區發展成社會主義的模型，這兩種模式彼此相互競爭。到此為止的內容為一到五章。
在這過程中交錯著許多相互學習與相互衝突。在不斷的衝突之下形成了總體戰的體制和冷戰體制。在帝國主義的時代，清、日、俄三個帝國對東亞市場的爭奪，最終以日本帝國的壟斷作結。在這之後，日本將本國、殖民地朝鮮、臺灣與傀儡滿洲國所及的範圍構築了總動員體制。最終這個體制也擴及了曾為歐洲殖民地的東南亞地區。為了對應以上的動員體制，追求民族解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和民族也高喊各個階層的團結一致，組成聯合戰線，企圖形成類似的動員體制。在這樣的基礎上，二次大戰後的冷戰體制將東亞的國家與民族分為兩個陣營。並且不論各國的內在需求或社會、經濟的發展程度，硬是強求各國加入其中一個陣營。在一邊的陣營中，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皆運用冷戰時期的條件，另一邊的中國和越南則是運用後冷戰時期的條件促進自身國家的工業化，並且獲得耀眼的成果。這兩方的國家皆屬於開發獨裁型的國家。並且這些國家不像帝國日本透過殖民他國來達成如此成果。這一點也值得我們矚目。這些國家之中，有些已經邁向了民主化，但對大多數其他的國家來說，仍然是應該繼續面對的課題。這以上的內容為六到十章的範圍。
這十個主題主要以政治、經濟領域為主，某種程度上也包含社會和文化層面，並且以地域、國家、民眾三個層次進行敘述。由於海禁時期域內的帝國化所發生的少數民族問題，帝國主義時期所發生的殖民地問題、軍事化的動員體制，和在這之中遭受差別待遇和壓迫的女性的日常生活都是我們所關心的焦點。這不只能促使我們發展一種視角去相對化帝國的位階與壓迫，也讓我們能夠謹慎反省那些夢想著從帝國支配中解放的民族國家向他者施加的位階與壓迫。
總而言之，我們能以這樣的視角審視從十七世紀到一九九○年以來，冷戰體制崩潰以後，直到最近的東亞，以時間為範圍，形成了一個關聯與比較的東亞地域史。期望我們能夠改變先前各國對於歐洲一邊倒的國際理解，進而增進對東亞域內鄰近國家的國際理解，並期望這些努力能成為我們發現更多問題意識的契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