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戈鲁（Daron Acemoglu，麻省理工学院）、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麻省理工学院）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芝加哥大学）三人。其获奖理由是“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繁荣”。三位学者（合称AJR）通过实证与理论分析证明：社会制度——尤其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是决定国家长期贫富差距的关键因素，远超地理或文化等固定条件。他们核心贡献在于利用欧洲殖民历史作为“自然实验”：在疾病环境适宜、欧洲定居者较多的地区（如北美、澳洲），殖民者建立了“包容性制度”（保护产权、限制权力、鼓励广泛参与），这些制度持续至今并推动繁荣；而在高死亡率地区（如热带非洲、部分拉美），则多建立“榨取性制度”（精英垄断资源），导致长期贫困。他们还发展了理论框架，解释制度为何持久以及如何在“关键节点”发生变迁。这一研究深刻影响了发展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强调“制度质量”对增长的决定性作用，并为理解全球不平等提供了有力工具。这便是其 2001年发表的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达龙·阿西莫戈鲁和詹姆斯·罗宾逊于2012年出版的通俗学术著作《国家为什么失败》正是基于这篇论文，把他们多年研究的“包容性制度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用通俗易懂的历史叙事和案例呈现给大众读者的著作。
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阿西莫戈鲁、约翰逊、罗宾逊）获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出现了不少质疑其“包容性 vs 榨取性制度”理论的文章，对其理论与数据均提出批评。2026年8月17，《经济学人》匿名发表的《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再次对AJR的理论提出批评。
《经济学人》8月17日文章《The world’s most influential economist is oddly unconvincing》（《这位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却出奇地难以令人信服》）对达龙·阿西莫戈鲁进行了全面审视。
文章首先肯定阿西莫戈鲁的学术地位：他是经济学界的“巨擘”，2024年与西蒙·约翰逊、詹姆斯·罗宾逊共享诺贝尔经济学奖，著作等身（七本专著及多本教材），论文产量极高且充满复杂数学，引用量常居榜首，观点在学界与媒体中极具影响力，对学生也十分慷慨。
文章的核心质疑在于：他的顶级声望与巨大影响力，是否真正被其学术工作充分支撑？并从多个层面提出批评。
首先是经验基础。诺奖核心依赖2001年与合作者发表的《殖民起源与比较发展》论文，该文用欧洲定居者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文章指出，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诺贝尔委员会也承认），许多国家数据是借用或猜测的。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的批评显示，修正后结果变得不可靠。阿西莫戈鲁回应称，阿尔布伊省略了包括美、加、澳在内的关键数据。诺贝尔委员会报告也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sometimes sketchy）。
其次是制度理论本身。文章认为其宏大主张——好制度带来繁荣、坏制度导致停滞——过于宽泛。制度几乎可涵盖规则、规范、文化等一切，起源被归结为“关键节点”和“制度漂移”，显得循环或空洞。引用泰勒·考恩、邓肯·格林、弗朗西斯·福山等人的观点，指出该框架多事后解释，对中国等案例处理不足。
再次是公共评论。文章称其对美国政治（尤其是特朗普）的分析平淡无奇，如“通过提升行政权力、摧毁约束性制度与规范运作”的说法过于显而易见。
最后聚焦人工智能。文章批评他在《权力与进步》及论文中的悲观立场，认为低估了AI对生产率的提升潜力，忽略新AI产品的变革性影响。劳伦斯·萨默斯等指出其分析遗漏科学进步与更好决策的可能性。阿西莫戈鲁承认未充分预见“智能代理型AI”，但仍坚持注入现实感。
文章结尾暗示，阿西莫戈鲁的巨大明星效应有时会遮蔽批判性判断。整体语气尖锐却承认其贡献，引发学界广泛讨论，阿西莫戈鲁本人称其为“攻击性文章”并要求回应权。
针对《经济学人》文章，阿西莫戈鲁于2026年8月18日在X（原Twitter，账号@DAcemogluMIT）发帖：
“I am not happy about the Economist’s article, which feels like a hit piece. There is also a background to it, which is more troubling (as I will share at some point). I asked them to allow me to respond. I am waiting for their answer. If not in the magazine, I will share my response here.”
中文：
“我对《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很不满，感觉像是一篇攻击性文章（hit piece）。背后还有更令人不安的背景（我以后会分享）。我已经要求他们允许我回应。我在等他们的答复。如果杂志不刊登，我会在这里分享我的回复。”
其他批评
在《经济学人》这篇批评文章中，也提到了之前其他学者的批评，其中最著名、最持久的批评之一便是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对AJR（Acemoglu、Johnson、Robinson）2001年论文的数据修正， 它直接针对《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一项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欧洲定居者死亡率数据。这篇论文是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核心依据之一。
大卫·阿尔布伊（David Albouy）对AJR 2001年论文《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的系统批评，正式发表于2012年10月的《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2, No. 6），标题为：“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Comment”。
在这篇文章中，他明确指出：
64个样本国家中，有36个国家的定居者死亡率数据是从其他国家“借用/分配”过来的（基于“疾病环境相似”的猜测）；
这些分配常基于错误或相互矛盾的证据；
修正这些数据问题后，死亡率与制度质量之间的关系显著减弱，工具变量估计变得不可靠。
AJR认为阿尔布伊的批评夸大了数据问题，其修正方式本身存在问题。他们通过稳健性检验（去掉非洲、处理异常值、修正战役变量等）证明原结论成立。 这场辩论至今仍有分歧：部分学者认为数据确实脆弱，工具变量方法受限；另一些人（包括后续用地理疾病模型替代的研究）支持AJR的整体方向。诺贝尔委员会在2024年报告中也承认死亡率数据“有时很粗糙”，但依然肯定其贡献。
此外，另一篇比较著名的批评是Yuen Yuen Ang（洪源远）于2024年10月31日在The Ideas Letter发表的《The 2024 Nobel Laureates Are Not Only Wrong About China, But Also About the West》（《2024年诺贝尔奖得主不仅错在中国，也错在西方》），对阿西莫戈鲁、约翰逊、罗宾逊（AJR）的制度理论提出系统批评。
作者首先祝贺他们获奖，但遗憾时机过晚，认为在多极化时代这一理论已显过时。她认同政治制度比地理更重要，包容性、非榨取性制度有利于繁荣，但质疑AJR将“好制度”几乎等同于美英等西方民主及定居殖民地，并声称西方富裕主要靠民主而非殖民榨取。文章详细反驳“财富逆转”论证，指出定居殖民地并非空地，伴随对原住民、奴隶和华工的系统性榨取，美国镀金时代充满不平等与腐败，制度对精英包容、对他人榨取。AJR仅展示相关性而无因果证据。针对中国，作者批评他们将高速增长归因于“运气”和追赶空间，忽视邓小平通过官僚改革引入部分竞争与问责（“有指导的即兴发挥”），使威权体制内部产生部分包容性。文章强调制度并非简单二分，民主可含榨取成分，威权亦可部分包容。最后呼吁在多极世界坚持非支配原则，重视本土知识，以民主内在价值而非致富承诺推广之，视当前为范式转换的机遇。
AJR没有系统回应2024年诺奖后的整体批评浪潮，如Yuen Yuen Ang以及Financial Times、The Atlantic等其他学者批评文章。
